对立的论点。她猛烈抨击矫揉造作的沙龙文学和妨碍创作自由的以希腊、罗马文学为规范的古典主义法则。她认为受资产阶级革命影响的浪漫主义文学将比过去的文学更有力量，更有独创性，因为它是在本民族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它反映了本国的历史和宗教。她提出“用我们自己的感情来感动我们自己”。她还强调法国应向莱茵河彼岸的作家如歌德、席勒、史雷格尔兄弟等学习。
雨果
维克多·雨果（1802年-1885年）是法国积极浪漫主义运动的代表。他的一生占了19世纪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雨果生于法国东部贝桑松，他的父亲是拿破仑部下的军官，母亲信奉旧教，拥护王室。在政治上，青年时期的雨果同情保皇党，1826年开始从保皇主义转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文学上，他从创作歌颂王朝和天主教的诗歌（《颂歌和杂诗》，1822年），从否认文坛上存在着古典主义同浪漫主义的分歧，到企图调解分歧（《新颂歌集》，1824年），最后则完全站到新兴浪漫主义一边。这一转变以1827年发表的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为标志。剧本因为不符合舞台艺术的要求，未能演出。但序言却成为当时浪漫主义运动的一篇重要宣言。1829年发表《东方集》，表现出雨果对20年代希腊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同情。诗集除了歌颂希腊独立战争的主题以外，还描写了地中海沿岸国家的风土人情，但也有些诗和所谓东方主题无关。1829年出版中篇小说《一个死囚的末日》，呼吁废除死刑，是雨果人道主义思想最早的体现。
1830年2月25日演出他的《欧那尼》。剧本叙述16世纪西班牙一个贵族出身的强盗欧那尼为父复仇、同国王抗争的故事，但是其中的反封建思想很不彻底。剧中国王卡尔洛先是一个暴君，后来叉成为开明皇帝；强盗欧那尼原来和国王势不两立，当面斥责他暴虐无道，后来又和他妥协，感恩戴德。主要人物具有骑士精神，封建社会的荣誉观念在这里受到赞扬。作者一方面对封建暴君，又一方面又赞扬封建道德，歌颂开明皇帝，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和混乱。正是这个时期雨果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立场的反映。不过尽管如此，剧本所包含的反封建暴君的主题，仍然反映了1830年七月革命前夕反对复辟王朝斗争的迫切性和尖锐性，因而剧本演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同时在表现形式方面，雨果一反古典主义戏剧的惯例，大量采用奇情剧的手法，如乔装、密室、毒药、宝剑等，以加强舞台效果。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欧那尼》都体现了《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的艺术必须从古典主义“解放”出来这一原则。
雨果热情地迎接七月革命。他在《致年轻的法兰西》（1830年）中赞扬革命的胜利，又在《赞美诗》（1831年）中歌颂为革命英勇牺牲的战士。
1831年发表长篇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故事发生在15世纪的巴黎。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孚罗洛追逐吉卜赛卖技女子爱斯梅拉达，他的“爱”实际上是在道貌岸然的外表掩盖下的罪恶的情欲。圣母院撞钟人驼背的伽西莫多也爱慕爱斯梅拉达，他虽然外形丑陋，他的爱却是“全心全意”的，雨果把伽西莫多写成一个“忠诚”、“勇敢”、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雨果在这里宣扬了“爱情”和“仁慈”可以创造奇迹、改造人的精神面貌的人道主义思想，但同时也对中古教会的黑暗和罪恶进行揭露。孚罗洛一面宣扬禁欲主义，一面对爱斯梅拉达产生邪念，并因劫持未遂而加以陷害，将她置于死地。
既体现中古艺术成就、又体现中古基督教偏见的巴黎圣母院，在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15世纪巴黎的心脏，同时也是小说情节线索的集结点。书中对教堂钟声所作的淋漓尽致的描绘，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钟声使全城活跃，使遭人唾弃的撞钟人伽西莫多暂时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
在小说中，作者还描写了巴黎无产者的武装暴动。雨果看到，这一群被封建社会唾弃的人不仅是反对法官和领主、而且是反对国王路易十一本人的一支力量。国王为法国的统一而同法官、领主作斗争，但又敌视人民群众。小说虽然充满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但较之剧本《欧那尼》，具有更为明确的反封建倾向。讽刺的锋芒不只是指向封建贵族，也指向作为封建势力的重要支柱的天主教教会。
1831年，雨果发表《秋叶集》。在这本描写家庭生活和个人心情的诗集里，作者仍然写出了像《朋友，最后一言》这样的诗篇，肯定诗歌的战斗任务，宣称要用刚毅雄健的音调代替柔和平静的歌唱。1832年演出剧本《逍遥王》，演完头一场即被禁止，因为剧本揭露了16世纪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及其宫廷的荒淫无耻。中篇小说《穷汉克罗德》（1834年）是60年代完成的长篇社会小说《悲惨世界》的前奏，雨果在这里提出工人因贫困而犯罪的问题，幻想通过道德教育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从1835至1840年，雨果出版《黄昏之歌》、《心声集》和《光与影》三部诗集，描写社会政治主题的诗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