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1694年-1778年）原名弗朗索亚-玛丽·阿卢埃，是18世纪声望最高的启蒙作家，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他青年时代读过贝勒和封特奈勒的进步作品，他推崇梅里叶的《遗书》，但反对后者的空想共产主义。他涉足于社会上层的交际场所，经常在自由思想极为浓厚的沙龙和咖啡馆中出现。他年少气盛，敢于议论，不怕触犯权贵，一度被驱逐出巴黎，后来又被关进巴士底监狱。1725年，他和一个小贵族发生冲突，被迫离开法国。1726年一1729年，他住在伦敦，研究英国社会政治、牛顿的科学思想、洛克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英国文学与戏剧，他第一个把莎士比亚戏剧介绍到法国。回国后，他发表（筷国通信集》（1732年），宣扬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各方面的成就，批判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宣传唯物主义哲学，传播自由平等思想的种子。这部作品被反动政权宣布为禁书。1750年，他接受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邀请，访问柏林。他发现他想象为开明君主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也是个非常残暴的专制国王，这加深了他对专制****的憎恨。这一时期，他和法国年轻一代的启蒙活动家接近，为<百科全书》写稿，这些文稿后来收在他的《哲学辞典》（1764年）里。1755年起，他定居在法国和瑞士边境的费尔奈。他和欧洲各国人士通信，接待他们，并且以实际行动干预社会生活。尽管他在启蒙运动中有很高的地位，他的思想却比狄德罗、卢梭等温和保守。在政治上，他主张开明君主制；在宗教上，他是自然神论者；他批判教会，但说：“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也应该虚构一个，”用来约束人民，维持社会秩序，保护私有制。伏尔泰是多产作家。他的全集包括哲学著作、历史著作、史诗、抒情诗、讽刺诗、哲理诗、哲理小说、五十多部悲剧和喜剧、一万多封信札。
伏尔泰开始文学创作时，他的愿望是继高乃依和拉辛之后，成为一个不朽的悲诗人。他的第一部创作是悲剧《俄狄浦斯》（1718年），以后所写的绝大多数剧本也是悲剧。他受到古典主义戏剧传统的熏陶，推崇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艺术，但反对古典主义理论家把他们的文学原则说成是永恒不变的那种静止观点。他一度被莎士比亚的艺术所吸引，给莎士比亚以很高的评价。后来他又从古典主义趣味和民族偏见出发，说《哈姆雷特》“是一部粗糙野蛮的剧本，法兰西和意一大利的最低级的民众也忍受不了”。他看出十八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已丧失了拉辛悲剧的热情，只是冷冰冰的“五幕谈话”。为了克服这一缺点，他又主张适当地采用莎士比亚的一些手法，来加强戏剧效果。他决心改革，于是在他的悲剧中出现了鬼魂，响起了炮声，罗马元老穿上红袍，匈奴人和鞑靼人戴上铁盔。但是，他认为将古希腊、罗马文学当作典范的古典主义原则仍然有效。他的悲剧情节虽然比较复杂，却并不违背三一律。在戏剧艺术形式上，他的悲剧尽管有一些新的东西，基本上还是保守的。伏尔泰的悲剧形式上是古典主义的，内容却贯穿着启蒙主义精神。《布鲁图斯》（1730年）是一部政治悲剧，宣扬效忠于共和政体的思想。罗马元老布鲁图斯的儿子把祖国出卖给共和国的敌人——被驱逐出国的罗马暴君。布鲁图斯毫不犹疑地对他判处列刑。他的儿子被处决后，他说道：“罗马自由了，这就成了！”这部悲剧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年月里起过很大作用，它激起人们对专制暴秽仇恨，宣传自由的思想。《札伊尔》（1732年）叙述伊斯兰教的苏丹奥洛斯曼和女基督教徒札伊尔相爱的故事。宗教偏见在这对情人之间引起一连串的误解，终于导致悲惨的结局。作者极力描绘奥洛斯曼的嫉妒性格，很明显地受了《奥瑟罗》的影响。在他的另一部有名的悲《穆罕默德》（1742年）里，他对宗熬狂热表示憎恨，宣传宗教容忍的观点。他认为宗教信仰和教会人士所宣扬的“真理”不过是欺骗和谎言。穆罕默德为了消灭自己的政敌，卑鄙无耻地以爱情为饵，迫使一个对他具有狂热信仰的青年杀死自己的父亲。《中国孤儿》（1755年）是伏尔泰受到元曲《赵氏孤儿》的启发而写成的一部悲剧。作者称赞中国的哲学智慧，它能使侵略中国的成吉思汗被古老的中华民族的智慧所征服，转变为明智的哲人，成为“哲学家国王”。伏尔泰从事戏剧创作，其目的是把戏剧作为宣传武器，用来激励法国人民向封建专制制度、宗教狂热作斗争。他的悲剧以曲折有趣的情节和先进的政治内容吸引观众，在18世纪起过传播启蒙思想的重大作用。40年代后，伏尔泰写了几部哲理小说。这些小说作为宣传工具，比他的戏剧创作更有力量。《老实人又名乐观主义》（1759年），的主人公是个心地善良、头脑简单的青年，他是一个男爵的养子。男爵家里的家庭教师邦葛罗斯教导他说，这个世界安排得很好，“一切都是十全十美的”。但生活告诉他，世界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他爱上男爵的女儿，被男爵驱逐。他流浪到欧洲许多地方，也去过美洲，处处受到折磨。他耳闻目睹的一切都证明邦葛罗斯的哲学思想是错误的。就是邦葛罗斯自己，也受尽种种灾难，当过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