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他生命，又把他当野兽看待，实际上这是对天主教哲学的抗议。但是他随即认为人世一切无非是梦幻，希望只在来世，因而变成一个温顺的忏悔者。卡尔德隆通过这个形象提出一个抗议性的问题，而得出的却是宗教忏悔的结论。
卡尔德隆的剧本具有较高的技巧，善于刻画人物内心，富有抒情特点，许多剧本的独白后来都成了流行的抒情诗。这些都大大影响了17世纪初期的许多著作家。
德国文学
17世纪，德国爆发了残酷的三十年战争（1618年一1648年）。这次战争又称为宗教战争，实际上是德国的公侯们为了争权夺利，利用新教和旧教的分歧，形成两个阵营，各自勾结国外势力，在德国的国土上烧杀掠夺。战争的结果是德国人口减去三分之一，城市萧条，田地荒芜，矿山损坏，工商业衰退。大小公侯们只靠着残酷剥削农奴，维持他们的专制统治。这种情形使德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在文学方面，德国人文主义者的批判精神和民间文学的反封建内容，在这黯淡的时代里也消失了。市民出身的作家大都依附宫廷，为公侯们服务。一些所谓奖掖文化的宫廷成为文学活动的中心，而宫廷又一味模仿外国风尚，有的把法国作为榜样，有的更多地接受西班牙、意大利文化的影响。诗人们则迎合主人的意旨和趣味，从事写作，作品内容贫乏，充满华丽的词藻、离奇的比喻和堆砌的典故，成为形式的游戏。但也有少数作家关怀人民的痛苦和国家的命运，考虑祖国语言和文学的前途，在文学理论或实践上作出贡献。奥皮茨（1597年一l639年）看到意大利和法国的诗人如彼特拉克、龙沙等向古代诗歌学习，提炼自己祖国的语言，写出格律谨严的民族诗歌，他认为德国的诗人也应该能够这样。他在他的《德国诗论》（1624年）里吸取了法国、意大利文艺理论和实践的成果，论述诗的原理和作用，区分文学的种类，提倡语言的纯洁性，探讨诗的格律。他制定抑扬格和扬抑格的规则，倡导十四行体和亚历山大体，对于德国诗歌格律的发展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诗人弗莱明（1609-1640年）和格吕菲乌斯（1616年-1664年）都能超越德国文艺界的狭窄范围，开辟诗的领域。前者远游俄国、波斯，扩大了眼界，后者漫游荷兰、法国、意大利，接触到当时欧洲哲学、科学、艺术的新成就。他们在奥皮茨的影响下，运用各种新诗体，写出反映时代苦难和渴望和平的感人的诗歌。格吕菲乌斯的十四行诗《祖国之泪》（1636年）概括地叙述了战争的罪恶和恐怖，最后他认为比死亡、瘟疫、’火灾和饥馑更为可怕的是许多人丧失了灵魂。这是德国17世纪诗歌中一首有代表性的名篇。格吕菲乌斯也从事戏剧创作，他是德国第一个把市民生活写入悲剧的作家，但当时无人响应；德国市民悲剧到一百多年以后的莱辛和席勒手里，才真正地形成和发展起来。
这些诗人都生活在17世纪前半期，有比较丰富的知识，在提高德国语言、制定诗歌格律等方面有一定贡献，并为l8世纪德国民族文学的形成作了一些准备。但是他们只向古希腊、罗马和外国学习，而轻视本国的民间文学’，有些文学史家把他们的作品称为“学者的诗”，并不完全恰当，但也有一定理由。到了17世纪后半期，小说家汉斯·雅科布·克里斯托弗·封·格里美尔斯豪森（1622年？-1676年）则和他们完全两样。他继承16世纪民间故事书的传统，在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影响下，从平民的立场出发，写出一系列小说，广泛描绘了三十年战争时期德国的社会面貌。这套小说中以六卷的《痴儿西木传》（1668年-1669年）最为成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其他的小说都和《痴儿西木传》有一定的联系，但又各自独立成篇。
《痴儿西木传》用第一人称叙述西木从童年到中年的遭遇和发展。他儿时由一对农民夫妇抚养，十岁左右，军队抢劫了他的村庄，他逃入树林，被一个隐士收容。隐士死后，他卷入混乱的战争中，时而在瑞典的军队里充当“小丑”，时而被科罗亚人俘虏，时而成为远近驰名的猎兵，时而到巴黎过放荡生活，时而又在旧教的队伍里服务。他在这些遭遇中碰到的形形色色人物，对他发生了好的和坏的影响。后来他去俄国，经过朝鲜、日本、澳门、印度洋、君士坦丁堡、意大利回到故乡，他作了一次环球旅行。在第五卷的最后两章里，他给自己过去动荡不定的生活做了总结，并整段引用了西班牙作家古瓦拉（1490年-1545年）论文中的话，“向世界告别”，要再过隐士生活。第六卷是小说的“续篇”，记载西木二次远游，流落在一座荒岛上，在那里劳动为生，决定不再回到充满罪恶、屠杀和欺骗的欧洲。
《痴儿西木传》的主人公从一个淳朴无知的儿童，经过装痴扮傻的“小丑”和冒险的流浪汉的生活，不断地追求荣誉、金钱、爱情、知识，在战争的风雨里吹来卷去，经历了无数的所谓幸福和不幸，最后是看破世情，向人生诀别。全书以隐居始，以隐居终，作者的思想是消极的。但书中有不少地方是作者亲身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