睹法涅恰耶夫后来的英雄“壮举”，但他已经依稀地感受到了涅恰耶夫式的人物（或曰涅恰耶夫精神）对于俄罗斯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可怕力量，以及将产生的严重后果。
革命用暴力去清洗掉旧制度的废墟，而重新确定的革命秩序也许更加残暴——这就是涅恰耶夫们的革命路径。岂不知，用这种逻辑“砸碎万恶的旧世界”后，果真能使“万里江山披锦绣”吗？这种用破坏的激情代替建设激情的乌托邦狂热，使得革命者们在革命成功以后，丝毫不去考虑如何建设给人民许诺过的幸福天堂，而依然沿着惯性的破坏欲望横冲直撞，曾经酿出了多少令人耳熟能详的人间悲剧？苏联搞集体农庄，乃至于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推行“前无古人”的“高棉革命”……无一不是涅恰耶夫似狂热革命的翻版。
“我们等待保护自己的英雄”
革命者不仅是一个时代符号，往往也是一些具有强烈欲求和怪异性格的人。19世纪俄国古典文学名著《怎么办》中的主人公——职业革命家拉赫美托夫，这位被该书作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盛赞为“大地之精华”的所谓“新人中的新人”，就是其中的经典代表。这位老兄曾经激励过无数新中国的热血青年。他是一个坚定的俄国职业革命家，毕生立志献身于推翻沙皇专制。为此，他在生活中奉行绝对的禁欲主义，连自己的爱情也决然舍弃。他刻意在日常生活中磨炼意志，甚至不惜以“睡钉子床”这种非常态的举动来折磨考验自己。他身上体现出来的非常人所能想像的坚韧，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人们在深受震撼之余，情不自禁地勾画出想像中的革命者（准确地说，是暴力革命者）的理想肖像。这就是革命意味着牺牲，意味着必须抛弃一切个人的私欲。一个革命者必须绝对地把自己视为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必须消磨掉所有的个性与自由。这一切，都被人们天经地义地视为革命者的美好品质。
然而也有人不这么看问题。创伤记忆与病态心理对于革命者的行为动机和价值选择发生着怎样的作用，一直是一个精神秘密。如果从革命者自身的性格基因去寻找答案，也许更有意思。美国学者威廉·布兰察德的《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一书，运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对卢梭、列夫·托尔斯泰、甘地、格瓦拉等革命者的深层心理进行了个案分析。其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施虐——受虐倾向是革命人格中的根本特征，布兰察德不厌其烦地用这一理论来论证革命者的苦行、禁欲、道德激情、救世冲动和殉道精神。其分析不乏牵强附会的地方，许多结论也有失偏颇，但是，他提出问题的角度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对于审视革命者的心路历程无疑是有益的。
这本书写道，革命者对社会不公、贫富不均、人心险恶极为敏感，从而产生了为沉默者、卑微者代言的冲动。他们比庸众更早、更强烈地感受到了地狱的存在。但是，诅咒不是他们所选择的表达方式，他们反而在残酷复杂的斗争中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这种自我神圣化的心理如果同理想主义汇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应当看到，革命者极端人格的形成本身就是对人类和谐生存的一种潜在威胁。
革命者在个人德行上极端苛刻。他们非常憎恶存在于自身的人性缺陷，实施了超乎常人的自我折磨。这给他们带来了广泛的道德声名，但是，与政治道德相伴随的往往是内心中挥之不去的罪恶感。卢森堡说：“恐怖恰恰是败坏道德的。”（《论俄国革命》）革命的残酷、血腥和无序使得建设一个美好社会变得不可能，这恰恰是革命的反面。被革命所捕获的革命者困扰在灵魂的牢笼里面，如同饿兽一样可怜。遇到的反对越多，他们越是固执己见；经历的苦难越多，他们越是钟情于苦难。他们用革命来排遣孤独和苦闷，可是，革命又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寂寞和更深刻的孤独；革命给他们带来妙不可言的巅峰体验，却又将他们推入心理的绝境。
1862年，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长篇小说《怎么办》时，涅愉耶夫刚刚才15岁，这部小说让少年涅愉耶夫激动不已。他立志要像主人公拉赫美托夫那样，成为一个纯粹的革命者，一个非同一般的推翻旧世界的斗士。他坚信强有力的个人完全有权力超越法律与道德的约束，因为那些规则完全是为旧世界而设定的。后来他果然一步步成为俄国革命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但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极端性、偏激性和矛盾性，也成为整个俄国暴力革命史的真实写照。压迫越严厉，反抗越激烈。涅恰耶夫式革命的悲剧，固然与沙皇专制的残酷统治有关，但也与其本人极端的冒险主义以及极度膨胀的权力欲望密不可分。涅愉耶夫这种极端人物的出现，给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进程蒙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也给其他国家的人民提供了一面值得反思的历史之镜。
林肯说：“你可以在一部分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部分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人。”基督教在《教义问答》中规定：既是为了实现崇高的目的，也不能使用任何卑劣的手段。涅恰耶夫固然是“革命家”的一种极端类型，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