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了。
然而他们是否明白，一个对生命极端冷酷的人，他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
革命为何变成了吞噬自己子女的恶魔？
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如果为了崇高的目的，无论多么邪恶的手段都允许采用，那么“革命”的合理性又体现在哪里？革命应否从一开始就要注意人性的底线？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越是不怕牺牲，并越不讲革命道德的人，一旦掌权后就越是不怕牺牲别人。他们清除迫害异己的狂热和冷酷，恐怕比旧时代迫害他们的人有过之无不及。难道在人类的良心之上，长出的结果只能是魔鬼？难道挺进天堂的征途，最终到达的必然是地狱？而我们的理性之脑，在失控的革命之中是否就一定要抛弃善良之心呢？
而这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悲剧似循环，永远没有终点。涅恰耶夫短暂而轰轰烈烈的一生，对后来的革命者影响巨大。他的革命活动完全是建立在撒谎和恫吓、作假和欺骗的基础之上的。他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用铁和血把组织牢固地凝聚在一起的手段，他的残酷无情，阴谋欺诈，他搞恐怖暗杀，要求组织成员对他绝对服从，对19世纪的民意党和20世纪的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是无疑的。他使俄国的人民解放运动具有了极度“任意胡为、无所顾忌”的特点。涅恰耶夫谋杀伊万诺夫只是后来“革命者”们清除异己的预演，多少人用“叛徒”和“内奸”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把昔日的同志送上了黄泉路。
从瞿秋白以后的人间惨剧也真的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就是典型的“世界观完整、人性缺失”的例子。1913年高尔基还反对把《群魔》搬上舞台，担心艺术剧院的演员们以自己精湛的演技把“群魔”身上可怕的东西表现得淋漓尽致，会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革命者，产生有害的影响。他们会效仿涅恰耶夫“开足马力冲过沼泽地”的做法，人们对此应当有所警觉。
高尔基的愿望是美好的，只是太天真了。斯大林仅仅为了掩饰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中国问题上的过失，他不光把瞿秋白、陈独秀等人当替罪羊，还把苏共党内与中国事务有关的一百六十从位高级干部残酷处决！这其中的许多人，当初也曾经是打击禁锢瞿秋白的始作俑者。包括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米夫、共产国际特使罗明兹那，全部成了冤死鬼。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中说：“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李洁：《文武北洋》，第435页）。
这种吞噬自己子女的革命，其本身早已发生了变异。不管其冠以何种革命的名目，它的极权主义本质都必然导致无法避免的悲剧。这就是不管斗争的双方立场如何，最终都只有同归于尽，没有任何赢家。所有的参与者，全部都会变成牺牲品。得利的，被利所伤；作孽的，为孽所作；整人的，为人所整；杀人的，则更为人所杀。
没有哪一个国家象俄国革命那样消灭了那么多自己的优秀儿女；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象俄国那样给自己招来如此巨大的损失。陀斯妥耶夫斯基青年时代也曾真诚地信奉过暴力革命，是一位狂热的社会主义革命斗士。正是因为有过这段特殊的经历，改变信仰后的他才会更加深刻地理解革命和革命者，才会借《群魔》这部小说去认真反思：在涅恰耶夫这样的俄国革命者身上，究竟潜藏着怎样悲剧性的精神特质？直到今天，俄罗斯人才真正看清了那种极端革命的破坏力量产生的恶果，而涅恰耶夫精神恰恰就是这种破坏力量最核心的因素。革命力量中最无耻的一端在俄国取得了胜利。然而，胜利却把俄罗斯变成了废墟。
为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该忘了涅恰耶夫留给后世的教训。人类不仅需要防范暴君，更需要防范他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一旦让自以为代表绝对真理和至高境界的涅恰耶夫们掌握了人类的命运，他们将以发自内心的美好动机——类似解放全人类和实现共产主义这样的口号，去命令和强迫人们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理想，并把一切交由他们安排。那时，所有的苦难和牺牲都将会被他们认为是“必要的代价”，而任何反抗与不满，也会被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毫不留情地镇压。
人有理想是不错的，错的是把个人理想当作人人都应该接受的绝对真理。更糟糕的是凡是把自己的理想视为至善至美的人，总是一厢情愿地把所有的人民都捆绑上他疯狂的战车，朝一个不为人知的可怕方向狂奔，为此他们不惜牺牲自己，更不怕牺牲别人。正如涅恰耶夫在其“革命者教义”中的第六条写道：“革命者既要冷酷地对待自己，也要冷酷地对待别人。一切温柔的、温馨的亲情、友情、爱情和感激之情都应该被唯一冷酷的激情所压倒——对革命事业的激情。”涅恰耶夫的全部道德都只服从于他眼中的“革命”。他与这个人类共有的道德断然绝交，与文明世界的公民秩序断然绝交。他认为世界上只存在着一种科学，那就是——摧毁。他准备燃烧别人，但也随时准备让自己一同化为灰烬。
鲁迅说：革命是教人活而不是叫人死的。无论如何，日常生活和情感不是革命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