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独裁者的铁血手段控制了一切。他要利用的仅仅是民众模糊的本能，在“为民谋幸福”的假象背后，他得心应手地愚弄“群氓”，心安理得地享受“革命”成果。
在克伦威尔似的革命逻辑里，整体的利益与个人道德操守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而在
电视剧《走向共和》里，编导塑造的袁世凯形像更是入木三分，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袁世凯循循善诱地开导反对他的参议员罗文时说：
“背叛一个人和背叛自己的政治道德是两回事。咱们搞的是政治，跟老百姓的道德那是两码事。那些个俗人的道德观念，何足论哉！在政治圈子里，就没有个人道德，团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对咱们来说，就是国家利益。”
在袁世凯的逻辑里，政治是没有个人道德可讲的，政治允许你犯罪，但不允许你犯错。在这点上，袁世凯与克伦威尔似乎心有灵犀。翻开历史，从无数风云激荡的********中，往往会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那些个人修养良好、品德高尚的人，往往不是深谙权谋、无情无义者的对手。
与克伦威尔、袁世凯之流相比，潘恩和瞿秋白虽然脐身政界，却不是圆熟的政治家。
夏济安在《瞿秋白——一个温柔软心肠的共产主义者的形成与毁灭》一文中说，“无情的”的共产主义者能很好地适应党所限定的教条及纪律，甚至有些人的专职就是强制教条与纪律。他们成功地重塑了自己的个性，他们是完美的调整者。但是那些“善良软心肠的”的共产主义者，象瞿秋白在历次********中无疑都是痛苦的。他太懦弱了，就算不得不表现出一副坚强的样子，也不适合成为一个优秀的革命战斗者，“他那颗不时活跃的良心不能让他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他一直都意识到自己所犯下的悲剧性的错误，同样也意识到了党的错误，但是他同样被孤独所困扰”。
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向来不动感情，可是他看到潘恩那样下场，也不禁感叹一声：“一个人即使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也需要有些世故，才能得到赞扬”。严格说来，潘恩只是个带着书生意气的革命家。他尽情泼洒理想主义者的热血，从不知谋略、心计为何物。他既不给自己留后路，当然也不允许别人走些曲径。（朱学勤：《两个世界的英雄——托马斯·潘恩》）潘恩太缺乏世故，因此连应有的尊重也无法赢得。事实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也不是真空里一尘不染的海市蜃楼。革命是一些个人英雄主义与集团功利主义倾向的杂交品种。像克伦威尔那样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最终走向了****；像华盛顿那样的集团功利主义者，最终走向了新的官僚体制。
纯而又纯的革命者，常常在个人与集团、信仰与利益的变奏中屡被背叛。面对急剧变化的革命形势，象潘恩和瞿秋白这样的人，也许在革命理论和经验上都准备不足，但他们不精通翻云覆雨的权谋之术，不谙熟残酷的宗派政见之争，才是个人命运悲剧的根源。作为被革命战友们背叛的志士，瞿秋白与潘恩都是命运的失败者。这些离群索居、饱受折磨的灵魂，在沉默中追索正义公平，用死亡来表达最后抗议。他们的痛苦经历是最值得铭记的革命悲剧之一，在这种悲剧里边，不仅他们自己的命运，而且整个革命的命运都在接受审判。
他们用自己的悲剧告诉世人：不正常的革命（或者是其某个阶段），才会抛弃她最忠诚的儿女；这种革命本身就带有某种悲剧性质，也注定了那些革命最忠诚的儿女必然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往往为整个社会所不容，经常遭到左、右两端夹击，陷入“两头茫茫不到岸”的境地。尤其是来自同一战壕的打压和禁锢，赋予了他们蒙难圣徒般的光辉与苦难。
三、涅恰耶夫：不择手段的革命家
然而，潘恩、瞿秋白的悲剧能否避免呢？试从另一个侧面假设，如果一个人既是舍生忘死的革命家，又是不择手段的阴谋家，那些对“革命”满怀敬意的人会怎麽想呢？
19世纪末，当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群魔》摆在全世界的读者面前时，小说中的革命者——韦尔霍文斯基彻底颠覆了革命者的惯有高大形象。主人公身上体现出来的残忍、冷酷、绝情，将人们心中长期形成的革命者的美好形像一扫而光。特别是中国的读者很长一段时间对陀氏的这部长篇小说骂声不绝，认为他笔下这个“恶魔”般的革命者形像，不啻为对革命的一种恶意“诽谤”。
但是激愤的读者们不知道，陀氏笔下的这位人物绝非杜撰，而是实有其人。这就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民粹派革命者谢尔盖·涅恰耶夫，他本人正是这样一位复杂的革命家。
革命家成了杀人犯
涅恰耶夫生活在俄国亚历山大二世时代。大概由于他太心狠手辣，干过不少伤天害理的事，为当时舆论所不齿，所以连苏联史书也不知如何评价他才好。他对革命赤胆忠心，义无反顾，但又是极端残忍的人。造谣、欺骗、讹诈是他惯用的伎俩，在他身上看不到革命家应有的坦荡胸怀，正直人格。但他对后来的革命影响甚大，是俄国革命史上不能不提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