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诚如学者吴小龙说，即使在理想受到玷污践踏，信念面临失落沦丧之时，任凭阴谋和权争扭曲着各种人格，造就着党内的“十足的市侩”之时，瞿秋白也绝不同流合污，更没有屈服认同，还要大声说出“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这也是瞿秋白正直文人的本质所决定的。他永远不可能为了政治利益背弃自己的良心，转化为卑劣政客和异化的政治动物——虽然在那种“党内斗争的黑幕”下，这种“政治动物”确实已培养出了不少：王明、张国焘、康生……
在共产国际的操纵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安排王明接替了党的最高领导地位，瞿秋白被逐出了******。面对这样赤裸裸的权争，瞿秋白却在《多余的话》中说：“六届四中全会后，就决定了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开除我的******委员。我呢，象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均万担”。真正能把政治生涯中的失败挫折当成自我解脱的人，一定不会有对权力的无穷野心，也不会计较权力带来的是非得失。瞿秋白不贪婪，没有权势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他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内心修为和信仰操守。
这种亦儒亦侠的风范，在中国历史上不绝其人。当年项羽面对生的希望举起了一把自刎之剑，秋白却在将要英名流芳时举起了一把解剖自己的刀。他失去的是政治家的自由，得到的却是一个大写的人的尊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革命者的思想也有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在经历了历史的悲剧之后重新认识了悲剧的历史，也逐渐对崇高圣洁的灵魂在面对历史祭坛时的悲剧性思考有了更深切的体悟和理解。或许，瞿秋白的英灵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告慰——恰恰如他在《多余的话》开篇引用的那两句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如果说他还有所求的话，所求的也就是也许有一天，有人能以一种真诚，一种深切的同情和同感来理解他的这一份“心忧”。当年他在狱中写下虽有忧伤但并不悲观的《卜算子》中有一句：“信是明年春再来，应该有香如故”，今天终于应验了。
在《多余的话》的结尾处，瞿秋白向这个世界作最后的告别时，仿佛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豆腐是软弱易碎的，但瞿秋白终于没有被外力压扁，而是保持了洁白完整的外形。
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大仁者，虽九死犹未折。在人生定格的最后一刻，他将生命价值又推上了一层。
他们都是蒙难的圣徒
汉娜·阿伦特（1906─1975）是20世纪西方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在我看来，也可以称她为“黑暗时代”的思考者。
《论革命》（1963年）是阿伦特一部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她分析了在“革命”这个人类创造性活动中所包含的难以逃脱的悖论，她称之为“自由的深渊”：一方面，革命意指砸碎枷锁、推翻旧体制；但是另一方面，革命同时意味着要建立新的秩序，而且通常被说成是“前所未有”的“新天新地”。那么对于革命者来说，此时它所带来的一个难题是——当革命推翻旧体制而着手建立新体制时，革命者如何继续保证它的最初的纯洁性？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革命者最终变成了吞噬自己子女的恶魔。
这个过程中，有人哭，有人笑，有人怒发冲冠，有人黯然退场。
对于潘恩和瞿秋白这样纯而又纯的革命者，没有谁比他们更加热爱真理与自由，但也没有一个人象他们那样不谙人情。如果两者兼备，他们或许就能避免那些痛苦的摩擦和纠纷。正如有人所说，“在革命风暴中，采用温和的、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是永远无法获胜的”。瞿秋白和潘恩这种“戴着白手套”的革命者，不能驾驭革命这架庞大复杂的机器，注定只能充当革命的马前卒和急先锋。
如若不信，可以看一看另外两个中外政治家的言行。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来发展到护国主制度的建立和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有人主要归咎于克伦威尔的“完全为了自己向上爬”的动机。克伦威尔对此嗤之以鼻，毫不理会。而当他感到本阶级的财产受到威胁时，立即就怒火中烧。他义愤填膺地这样演讲道：
“如果国家真的注定要灭亡，那就让人，而不是让人面兽心的东西给它以致命的打击罢。如果国家真的注定要受灾难，那末遭受富人的灾难也比遭受穷人的灾难好些。”（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
这段话充满了对人民群众的仇恨和轻蔑，却显得如此理直气壮。克伦威尔自称是“警察”。“一直到死，他始终是一个私有财产的看门人。”（米米.阿.巴尔格《克伦威尔及其时代》）但在政治的角斗场上，克伦威尔毫无羞愧之心，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