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思想观念还不能脱离共产国际指示及其代表的条条框框，这使得他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与思辨显得十分艰难。（杨奎松：《瞿秋白与共产国际》）
作为政治领袖不仅需要高瞻远瞩的政治目光，还需要灵活的政治手腕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不仅需要研究革命理论，还要善于分析现实斗争错综复杂的局势和对策。瞿秋白在此具有明显的不足，在大乱之中无所适从，动辄得咎。在当时复杂扑朔的形势和群情激愤的气氛下，瞿秋白领导的中共中央在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上矫枉过正，不可避免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自身内心的愧疚，更因王明等人的苛责，使瞿秋白产生了“劳而无功”的错觉。最后连远在苏联遥控中国革命的斯大林，也认为习惯于理论思考的瞿秋白不适合做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者，宁愿把肚子里没有几点墨水但有实践经验的工人领袖向忠发扶上台。
历史的悲剧其来有自。瞿秋白自幼家道中落，靠典当借债度日，他母亲金璇因债务缠身服毒自尽的时候，瞿秋白才16岁，这使他对人生颇多伤感犹豫，太多的温良恭俭无法让革命者所应有的政治人格在他自身占据主导地位。他没有陈独秀、张国焘和王明那样骄傲的学历，他的政治敏锐也远不及格。相反，中国文人的一般性文化符号都可以在瞿秋白身上找到。
如果说年轻时他还有着一些血气方刚似的敢作敢为，但随着复杂********的步步深入，就开始变得优柔寡断。他温和中不无懦弱，谦抑中夹杂畏葸，面临矛盾习惯取调和折中的态度，遇到打击习惯忍让妥协、逆来顺受。以致于今天有的学者还认为“瞿秋白是个性格软弱的人，这也决定了他悲剧的一生，他爱豆腐，因为他自己也是一块软绵绵的任时代揉捏的豆腐。”
而对于瞿秋白自己来说，他并非因软弱才“任时代揉捏”，这是他善良宽厚性格的必然抉择。从《多余的话》中可以看出，瞿秋白的内心深处认为党内生活不能“只用铁锤主义”，而需要相互理解，和睦相处，“讲和气”，讲“忠恕之道”：
“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候仿佛很急（激）烈，其实我是最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
在那个党内外斗争形势都极其复杂的时代，动不动就是“错误路线”的大帽子满天飞。而在处理李立三错误时，瞿秋白并没有按照共产国际即苏共党内斗争的模式，将李立三的错误升格为“右倾机会主义”或别的什么危言耸听的反动路线，也没有对李立三本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本着与人为善甚至以推己及人的态度，为李立三的严重错误开脱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别人倒了霉，他非但不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反而额外地承担起责任。这就是善良的瞿秋白。
可是，他的善良换来的又是什么呢？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听取李立三的检查时，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伊斯基示意让李立三“揭破痛疮”。在瞿秋白缺席的情况下，李立三心领神会，顺竿而下，马上附和说自己的错误“是在秋白同志影响之下”犯下的，并反戈一击道：“我现在了解了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行动，就可以表现出来。党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
瞿秋白因中国的问题而革命，最终却只能革自己一个人的“命”。他不无内疚地在狱中反思：“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无获，直至惨败无归。这种左右徘徊的境地，评论家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中分析说：
“在种种包围他（瞿秋白）的生活的互相的怀疑氛围中，他不能跟自己的同志交流自己的真实感情；他也同逝去的非共产主义世界丧失了联系。作为一个个体，他没法与党在力量上相匹配，他也不能提出一种可以取代共产主义学说的体系方法。然而软弱的他却为自己保留着一块个人主义的小岛，这块小岛拒绝了被周围的黑暗汹涌的大海所吞噬。”
在茫然无依的孤独中，他把自己定位成舞台上的“戏子”。他的人生应该说是一场真正的悲剧。而作为这场悲剧的主角，他已经问心无愧地做到了“戏子”应该做的一切。即使以命相付，他依然“像煞有介事的”把这场表演进行到了人生的尽头。
其实，文人本身并非完全就是负面人格的体现，但如果文人的品质一旦和政治结合起来，那么上演悲剧的可能性必将大大增加。瞿秋白生前身后的人生传奇，提供了一个身处政治旋窝的中国文人最真实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