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1924年11月18日起，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朋友关系。
这是敢爱的瞿秋白。
而瞿秋白在1927年的中共五大上分发的公开批评陈独秀、彭述之右倾机会主义的重要论著《《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则是在中共党史上，党的领导人公开点名批评仍然在位的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并且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这实在是罕有之事。那一年，在反对陈独秀的党内家长制风气的斗争中，他对这位有知遇之恩的前辈毫不留情，敢于直言冒谏。
这是敢恨的瞿秋白。
人们习惯把瞿秋白称作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然而，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的坦率却让人吃惊：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的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的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于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
这是敢言的瞿秋白。
在直面爱情时可以这样坦率执着，在待人接物中也可以这样无私无畏，然而在面对复杂纷繁的********时，瞿秋白就无法做到跳闪腾挪，挥洒自如了。真诚坦荡使他保持了一个文化人的风范气质，却又令他在乱局之中左右为难，举步维艰。而痛苦挣扎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在黑暗中点燃自己，照亮最后一抹光明。在辗转历经百年的昏黄岁月之后，人们终于认识了这个文化人兼革命家的情怀。作家梁衡对瞿秋白的几句总结非常精辟：
“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觅渡，觅渡，渡何处》）
文人政治家的悲剧
瞿秋白知识渊博，才华横溢，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在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翻译等众多领域的重要思想，都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会唱昆曲，甚至还会绣花，把花鸟画在绸子或棉布上，他的篆刻艺术也相当出色。以他的惊世之才，如果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就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即使革命成功之后，又拨转船头，退而治学，他仍然可以成为一位文坛泰斗。
20岁时，他便以《晨报》记者身份访问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国家——苏联，并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受到列宁接见。他刻苦学习，不仅精通俄语，还懂得英语、法语。他阅读、翻译了许多马列著作，向中国人民介绍苏俄革命经验。他翻译托尔斯泰、契柯夫等人的作品，以其对原著精妙的理解把握及无与伦比的文笔，使译家无人能出其右，被鲁迅赞为“中文外文俱佳第一人”。他被处决后，鲁迅就叹息良久，说过：“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
瞿秋白自己也在《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达他对文学的热爱。他的杂文与鲁迅并驾齐驱，他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被奉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他本人因此被尊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创始者。据杨之华回忆，他曾多次表示革命成功后“要选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整理整理中国古典作品”。他多么想靠上那个文学的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前的一刻，他还对此恋恋难舍，如数家珍表达对俄罗斯与中国文学经典作品的特别喜爱与痴迷：“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中国鲁迅的《阿！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可以再读一读。”可惜这是一个永远未竟的遗憾了，他是带着这最大的一笔遗憾走的。
在瞿秋白自己的眼里，文人更多地代表着一种负面人格，与政治人格格格不入。“文人”对所有社会问题都可以恣意笑谈一番，但在面对复杂情况时往往无能为力。显然，瞿秋白把自己也归入了这样的文人行列之中，认为自己不配备成为党的领袖人物。他这样直面自己的性格：“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性格”，最后甚至带着无比尖刻的语气说，象他这样的人，“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
瞿秋白当然不是那种不愿意独立思考的人。他曾以羡慕的口吻赞扬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最有独立思想的人。在经历了刻意模仿俄国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模式失败后，他以曾经提出过类似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但归根结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