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吴小龙在《悲情·人格·思考——〈多余的话〉究竟要说什么》一文中，对瞿秋白的心态把握得更准确精细。吴文认为：“瞿秋白在这篇文字中，表达了他的人生悲情，坚持了他的人格操守，更思考着他所献身的那个事业的历史教训——这是这一篇文字的价值所在。”瞿秋白需要的是人们理解他，理解他深沉的内心苦痛———从而也理解历史，理解真诚的灵魂经历的真实的、充满悲剧意味的历史。
在他严格的自我反思中，他此一时期的所作所为，不但已背叛了党的原则，是对革命的消极怠工，而且也有愧于“党员”的称号，严重地丧失了“党员”之人格，事实上不仅是“叛徒之一种”，乃至还变成了可耻的“市侩”。只有在生命未结束前，勇敢彻底地暴露出自己“内心的真相”，彻底地清算出自己的罪责，并以此向全党作最后的请罪，才能够复归其清白之人格，才能够减轻自己的罪过，才能够“痛快”地无憾而死。而瞿秋白的这些话固然全部是自我谴责之词，但谁也不难看出：谴责自己未坚持与王明中央的“不同政见”，自然更是反对王明中央的政见；痛斥自己对王明路线的屈从，当然更痛斥王明路线本身。
早年在莫斯科时，瞿秋白就亲眼目睹了那种“清党”的无情残酷，明明你是有道理的，但是你却不能辩驳，所有罪名都要全盘接受。所以，作为书生的他后来连想都不想，也没有任何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想，干脆不想了。他才说自己实际上已经退出这个队伍了，“我也是叛徒的一种”。这实际上是一种悲愤无声的控诉，一种凄凉彻骨的抗争。那种扭曲的人格，造成他“生命的停止”的党内斗争，现在终于使这个书生革命家由衷地感到了“可怕啊！”对国际共运和中共历史中这种“党内斗争的黑幕”知道得越多，经历得越多，他的矛盾和痛苦就越是深远。瞿秋白虽然用着曲笔，不让敌人获得可以攻击党的把柄，但对那种玷污圣洁革命理想、破坏崇高革命事业的“党内斗争”的悲愤抗议，已经表现得明明白白。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与其说了人话去做鬼，倒不如说着鬼话去做人”。他把生命看得很淡，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的大半生都在被革命抛弃的负罪感和孤独感中煎熬过的。这一次，哪怕死后注定要被人误解，他也下定决心从彷徨中揭示自己的痛苦，从光明背后揪出黑暗。
他觉得自己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而这一切滑稽剧的造成，都源于自己的文人性格。他认为自己是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身上有那种文人的积习、绅士的意识、游民的情感。直到临终前，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可无论是不是误会，他都选择了为革命而牺牲自己。在革命的舞台上，他需要扮演一个殉道者；在革命的剧情里，他需要走上刑场。他选择死亡说明他没有抗争荒唐错位的命运，而是自始至终都忠实于革命赋予他的极为无奈的角色。
可是有过这种“误会”的何止他一人？只不过其他人或顺或逆，或假糊涂或真聪明，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隐恶扬善，哪怕手上沾满血污，也同样豪情满怀地指点江山。可这个“半吊子”文人却选择为自己留下一份真实的心灵告白。与其说这是“文人积习”和“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弱点，不如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在真诚的思考中解剖自己，在自我解剖中思索着历史。他要将自己这个旧式文人痛苦改造的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作教训的标本——正如在《多余的话》里，他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
这篇《多余的话》将给自己带来怎样的负累，瞿秋白生前都预感到了。因此在离开这个世界前，他从容挥笔写下了“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的诗句。但正如学者王彬彬所言，如果没有这篇《多余的话》，瞿秋白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也要单调得多、轻巧得多和平淡寡味得多。瞿秋白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文字，但某种意义上，这一篇不算太长的《多余的话》比其他全部文字都更重要。时间证明，他最终以这篇《多余的话》真正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和名誉。无论他生前有过多少过错、失误，有了这一篇披肝沥胆、抉心自食的《多余的话》，便都能洗刷了。
不平则鸣，爱憎分明，这是瞿秋白一以贯之的为人风格，想改也难。
瞿秋白25岁那年，爱上了充满朝气而又聪慧善良的杨之华。可这个女子却不断回避他。原来，她已经是有夫之妇，丈夫即沈剑龙。但当时杨之华和沈剑龙的感情已经破裂，只是尚未离婚。那天瞿秋白和杨之华一起，来到了沈剑龙家，坦荡地表白了自己和杨之华的心意。不曾想，沈剑龙早知瞿秋白的大名，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竟然一见如故。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谈判的结果，在1924年11月27日至29日的《民国日报》上，出现了三则启事：一、自1924年11月18日起，沈剑龙与杨之华脱离恋爱关系；二、自1924年11月18日起，瞿秋白与杨之华结为恋爱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