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的话》并不觉得出我意外。我对于他的死的看法始终未变。他是软弱的，不是慷慨就义的革命家，他希望能从福建解去南京长期监禁，即希望不死。但他不是叛徒，我不相信他会出卖什么秘密，到了不能避免一死时，他还是能够挺身一死的。”
求生的欲望是任何人的本能。但求生不代表贪生，更不代表怕死。就是大名鼎鼎的格瓦拉，被捕的时候也曾一时脸色苍白，眼神绝望而茫然。毕竟，不可能要求每个人刚一被捕就高喊口号慷慨赴死，而人留恋生命的本能在********的高压下也不会全然泯灭。对于瞿秋白这样一个多情的丈夫、慈爱的父亲而言，他圆满的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他对妻子和女儿的万千柔情今天看来依旧令人动容，而他在《多余的话》中也丝毫不掩饰对妻女的深爱：“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
然而，即使有无限对生的渴望，出卖和告饶，乞怜与投降，对于瞿秋白这样的人来说，都比死难看多了。劝降的国民党特务何曾不想利用七情六欲打动他呢？他们劝他：“你为了亲属也要活吧？”可瞿秋白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爱人杨之华绝对不会允许我这样做，如果我这样做了，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侮辱。”爱，最终不但没有成为羁绊住他手脚的障碍，反而成为坚定他纯洁信念的基石。
瞿秋白从没有要向敌人祈求投降的意思，也彻底拒绝了另外妥协的解决方案，而是选择了为革命牺牲自己。无论他是在怎样的心境下接受这个结果的，这都完全符合了革命时代对于革命者的要求。关于这一点，当时担任主审工作的宋希濂非常佩服自己的这位老师，后来即使在文革时期黑云压城的政治高压下，面对红卫兵的再三追问，他也坚定地证明瞿秋白没有投降，没有出卖任何组织和同志。
站在瞿秋白对立面的国民党人，都看出了“象瞿秋白这样历尽沧桑的人，到了如此地步，对生死还不能参透，是不会有的事。我们不应从这方面去误解他”。瞿秋白至死没有放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没有背弃自己的理想，更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之意。1935年8月，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首次选载《多余的话》时写按语说：“瞿之狡猾恶毒至死不变，进既无悔过之心，退亦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故瞿之处死，实属毫无疑”。国民党御用文人赵庸夫在评《多余的话》时说：“其末段鼓吹伪政府，不便发表……”
由此可见，瞿秋白不是李秀成，《多余的话》决不是“自首变节”的自白书。
那么，一个用俄语哼唱着《国际歌》缓步走过长汀县城，微笑着走向敌人黑洞洞的枪口的人，为何会在最后的告白里自称“叛徒”呢？
说着鬼话去做人
如果不了解那样一个复杂的时代，就无法洞悉瞿秋白内心的痛苦和挣扎。而造成他这种内心痛苦的，不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是那些在党内的无情斗争、残酷打击中“早已结束了”他政治生命的人，是那些使他感到自己已被逐出了队伍，不敢再叫自己的同志为同志的人。从《多余的话》中那饱含忧思、隐忍难发的文字背后可以看到，在党内机会主义者处于领导地位时期，瞿秋白受尽委屈打击却无处倾诉的残酷事实。
王明的左倾，李立三的左倾，陈独秀的右倾，使年轻的瞿秋白领导的临时中央没有能够探索出一条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道路。共产国际对他的无端抛弃，更是令他成为政治弃儿的关键一环。王明集团不仅仅是希望他背上“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黑锅，更要置他这颗废弃的棋子于死地。理想的真诚被玷污后所产生的情感疏离，使他感到“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很久了。”当他感到作为一个被“自己”人拉出了队伍而告别世界，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他痛楚、心忧的呢？那种漂浮在真空中的感受，那种两面不是人的感受，对瞿秋白来说，是多么残酷。
而他在狱中写《多余的话》，不能够指名骂王明，不能指名骂莫斯科，骂斯大林，而造成他悲剧根源的正是这些人，是共产国际。而这些都不能说——为了维护党的形象，他不能在敌人面前写这些伤害党的形像的东西，他唯一能做的，只能谴责自己，把所有的责任都担到自己的肩上。尽管对共产国际扶持起来的“左倾”中央有怀疑和抵触情绪，但作为一名严守纪律的党员，他还是真诚地接受了“党的”批评，并检讨自己的错误。当他努力去相信“党的”正确而又实在无法理解时，内心积蓄已久的压力和精神上的苦闷需要寻找出路和渲泄释放。信仰和纪律使他左右冲突，在共产国际和中央权威的大山前，只能转而选择怀疑自己，猛烈地批判自己——而不是王明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