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经之路。当瞿秋白以殉道者的形象把自己钉上十字架时，就是告诉世人：革命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暴力目标，更是一次漫长的灵魂探索之旅。与其革命地打烂旧世界，不如直面个人的灵魂，从革命伦理的意义上寻求自我完善。
从这个层面上说，瞿秋白比潘恩的悲剧更显得震撼人心，他的人格也比潘恩更加雄壮动人。
瞿秋白在监狱中从容斗敌，视死如归，最后英勇就义，本该以雄壮的革命烈士形象结束生命，顺理成章地名垂青史——但他却偏偏不，而是“愿意接受历史最公开的审判”。他要以残酷的自我剖析，把真实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留给后人去品评是非。
关于瞿秋白争论的焦点，就是他就义之前写下的那篇惊世骇俗的《多余的话》，它已经成为一个百年话题。他在《多余的话》中说“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在临终之前，他无意投入那幕壮士断腕英雄赴死的表演，而是选择一种令人费解的方式进行自我解剖。
正是这篇文章，让他长时期背负了“叛徒”的恶名。
从1964年开始，随着党内********的日益严峻与残酷，瞿秋白开始被认为是晚节不保的革命叛徒，而《多余的话》则是向敌人屈膝投降的明证，让他无法得到他临死前所渴望的“大休息”，死后仍经历着世间的风风雨雨，恩怨荣辱。文革期间，作为“叛徒”的瞿秋白之墓被红卫兵砸毁，鞭骨扬灰。不仅如此，瞿案还冤及其“狗爹狗娘狗老婆”，他父母的坟墓也没有逃脱厄运。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1973年12月，与他挚爱一生的妻子杨之华代夫爱过，不堪摧残，悲惨地瘐死狱中。
我们不能完全责怪那个疯狂的年代。《多余的话》实在是太非同一般，即使放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史上看，也是一篇惊心动魄的特殊奇文。
请看这些瞿秋白的原话：
“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骤然而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而对于自己思想上的消极颓唐，他也直言不讳地这样坦白：
“1931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了，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
作为一名举足轻重的共产党领袖，在残酷的对敌斗争环境中，不管是否愿意，瞿秋白的思想言行，和他真实的个性一样，都必须受到党的严格纪律的限制。他的激情只能沿着一条路线前进，他的想法只能在一个模式下表达出来。
可在这部文集里，没有对革命理想慷慨激昂的凛然演讲，也没有对革命成败冷静细致的理性分析，更没有效法文天祥舍生取义似的激情渲染。与其说这是一部严肃的理论著述，不如说这是一部剖析自己内心世界的散文随笔，一部血泪染成的悲怆之诗。你无法理解，一个大名鼎鼎的共产堂领袖，一个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在敌人的屠刀面前，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没有半点的动摇乞怜，但为何写出这种伤感迷茫充满自我谴责的文字？
这种文字，在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里，必将给瞿秋白招致身后之辱固不必说，即使是对瞿秋白始终怀着尊敬之情的人，也不免产生困惑：这篇《多余的话》分明是在自我作贱、自我贬损，分明是在自毁“革命声誉“，是在对用生命建立起来的自己的“革命形象”进行不留情的摧残。
这样坦率的文字，你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幼稚，因为他的许多话后来果然成为被人曲解的话柄，让他的共产党战友们也对这份遗书内容的真实性表示巨大怀疑。面对这样一份最私密的共产主义者的灵魂全记录，瞿秋白自己也明白以中国的文化，人们不会理解和接受他这样的真实。他果然猜对了。即便在“文革”之后，仍有人认为瞿秋白之所以写《多余的话》，是为了赢得国民党的好感从而苟且偷生：
“秋白始终存在着一种幻想：他也许能够骗过敌人的眼目，用不着伤害党而把自己保存下来。丑化自己，是他付给敌人的一笔赎款，写《多余的话》，就是他援救自己的一种尝试。”（林勃：《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
瞿秋白真的怕过死吗？
曾经与瞿秋白一起共事的中共早期党员共郑超麟后来回忆，“杨之华一次告诉我，她某日与秋白同坐电车，车上一个人瞪目对着秋白看，秋白当时吓得面如土色。我相信这话。”（《怀旧集·我所认识的瞿秋白》）郑超麟又说：
“所以我看到《民国周报》发表他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