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红军转移等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作用。以致于直到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近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才如梦方醒，急急忙忙闯入早已空空如也的中央苏区。
与此同时，瞿秋白还在紧张的战斗间隙，带领留下来的高尔基戏剧学校、工农剧社和红军学校的部分文艺战士，组成火星、红旗、战号三个剧团，分别进行巡回演出，鼓舞士气并帮助群众开展生产活动。当他拖着病弱之躯做着这一切的时候，他尽量不要别人照顾，反过来却常常努力帮助别人，因而受到大家的尊敬与赞许。
由此可见，瞿秋白愿意走，并不代表他不愿意留。但作为一名有着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人，他履行组织赋予的使命时毫不动摇，直到最后一刻，依然如同一头负重羸弱的老牛，拉着深深勒进皮肉的革命之车奋力前行。
瞿秋白是一位智商非常高的人，再加之长期残酷的革命斗争经验，使他内心深处并非不明白自己一旦留下来的悲剧命运。但对于瞿秋白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投身了“革命”，就意味着皈依自己永生的信仰。尽管“同一营垒”的人对他的所作所为玷污了他对革命的真诚，他自己所经历的许多事，也确实使他感到了某种深刻的失落，感到了自己对这种残酷斗争“政治”情感上的疏远和背离，与那个理想中的“事业”拉开了距离，但他却清醒地知道，自己必须在行动上与“革命”保持一致，他已经没有为自己重新选择道路的“权利”。既然总得有一批高干留下，那么让身患重病的自己留下来帮助中央实现预设的战略目标，尚可以避免其他同志的牺牲。
作为一位典型的文人参与到政治中去，瞿秋白屡次遭到排挤冷落直至最后牺牲。但中国传统士人的良知道义，和一个革命者坚定不移的人格操守，使他尽管怀着复杂伤感的情绪，依然以归于平静的心态走向苍凉的命运之路，把自己孱弱的身躯献上革命的祭坛。
“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1934年11月，原属“苏区”的长汀县城、瑞金县城、于都县城、会昌等相继失守。瞿秋白拖着发烧、咯血和浮肿的身体，随“留守”人员昼伏夜出、东奔西突。1935年2月下旬，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捕获。
在我们惯有的印象中，革命者一定都是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形象。然而看过瞿秋白照片的人，你会惊讶于他的文弱和秀气。他西装革履，文质彬彬，那圆形的框架眼镜背后，闪耀着温和敦厚的眼光。这位弱不禁风的男人，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位刚刚拂去粉笔灰的年轻教授，或者刚刚走下舞台的京剧演员。满身的书卷气，透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悲剧气质。
如果瞿秋白的骨头真像他的身体一样柔弱，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曾是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在他们的价值天平上，生命重于泰山而名誉则轻如鸿毛。与其说投身革命不如说投机革命，为了一己之利摇身一变向敌人投怀送抱。而瞿秋白如果是为着一己的名利，他完全用不着去发动和投身革命。他决不会因为贪生怕死而出卖理想和信念，成为革命的叛徒。退一万步说，即便在被敌人捕获时，尽管他对自己原有的追求理想产生深重的疑虑，但为着良心与名誉，他也绝不会出卖对自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组织，和早已同床异梦的“同志”。在他的价值天平上，不但理想和信念远重于肉体生命，作为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名誉也比生命本身更重要。
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清楚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瞿秋白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可见其人之机敏。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
国民党对瞿秋白，有一个堪称漫长的劝降过程。他们只要瞿秋白肯明确地表示“悔意”，公开声明脱离中共，即可免死。国民党的劝降，可谓用尽心机，几番派“干员”从南京到长汀。特务们软硬兼施，威带利诱，却不能令瞿秋白半点心动。其间蒋介石急电三十六师长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瞿秋白的课，敬重他的学识品格，主动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瞿秋白死意已决，淡淡地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