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都可以说是“革命事业”的需要，都是有着堂而皇之理由的。因此我赞同陈铁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观点：“他（瞿秋白）自己也希望能够跟着队伍走，但是还是把他留下，实际上就是让他听任命运的摆布，实际是听任国民党的围剿大军的摆布，说不好听的话就是借刀杀人”。（2009年6月20日凤凰卫视《瞿秋白：多余的话》）反观整个苏区内，此时瞿秋白作为刚刚才在上海犯过错误的“待罪之身”，留下来“戴罪立功”，理所当然。在残酷的政治游戏中，瞿秋白虽然已经出局，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对角逐者的抛弃过程就已经结束了。中国历来的********中，“前朝旧人”的命运如出一辙。
黎辛先生认为，对于博古这样的人，“不能说一个人只要犯了路线错误，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就都是错的，甚至都是别有用心，就可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他的一切行为的动机”。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这一点我也同意。也许瞿秋白最后被留在苏区，责任并非完全在于博古一人，毕竟这是由**********常委集体讨论决定的。但从苏联时期起，“党内同志”就一次次地想置瞿秋白于死地，这一次他仍然是在处于弱势无援、壮士赴死的情况下，才被俘就义的。不管有多少人事后诸葛亮般的解释，何以能洗清瞿秋白被留下“打游击”是假，“甩包袱”是真；“革命需要”是假，“借刀杀人”是真？曾跟毛泽东作过长谈的冯雪峰就回忆说：“毛泽东曾气愤的说‘将来要跟他们算帐，为什么不把瞿秋白带到长征的大队伍去！’”1936年9月15日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针对王明的宗派主义这样尖锐地批评道：“瞿秋白同志想走不带他走，这完全是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残余，这完全是要不得的，那时的宗派主义，那些行为是犯了罪的！”
吴黎平回忆，走留名单公布后，他请秋白同志到家里吃饭。瞿秋白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他满腔悲愤地说：
“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还是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学习与研究》，1981年创刊号）
当瞿秋白站在萧瑟的风雨中目送红军出发长征时，他把自己身边一位身强力壮的马夫换给徐特立，再三叮嘱他保重身体，同时还将自己的一件长衫送给冯雪峰作为纪念。他已经预感到，留下这些东西也没有用了。
瞿秋白此时的心境无疑是相当复杂的。在那时的共产党人中，瞿秋白是一个较为“儿女情长”的人。自己过去屡经挫折，饱受打击，不为身边的同志所信任，在此关键时刻仍然如离群的孤雁，被抛下单飞；现在目睹革命遭遇严重失败，和自己并肩战斗的战友们就要远走他方，今后是否得见完全无法预料；将来还要拖着沉重的病躯，在十面埋伏的苏区和数倍于己的敌人艰难战斗。胜负难料，生死难料，这一切，能不让他身心煎熬、意绪难平吗？瞿秋白是坚定的共产党人，尽管以组织的意志为最高意志，随时准备为革命献身，但他也是肉体凡人，而且是一位有着丰富情感的文化人。在如此悲伤苍凉的生离死别之际，还能不允许有一点自己的情绪波动吗？
而象曹春荣先生等人则站在神坛之下，一心想维护革命人物的“圣洁”。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革命不能沾染半点余念杂质，而只有大义凛然，光荣正确；革命者更不能多愁善感，而只能视死如归，无情如铁。但诚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所言：“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表面上气壮山河，客观公允，实则其崇高的行文范式却往往适得其反，大而无当。“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以偏概全、曲解历史固然不对，故意穿靴戴帽、站在自以为正统的立场“正解”历史更是功利主义的表现。
那些一心想让革命人物变得“高大全”的先生们真是多此一举。真正的革命者不需要包装，更不需要粉饰。战士也有一腔柔情，但当冲锋号吹响，他们照样奋不顾身、一往无前。
送别了战友，瞿秋白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共中央出发前交给他一项重要的特殊使命。为严格保守红军主力突围的秘密，蒙蔽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要求《红色中华》照常编辑、出版、发行，并且报纸的版式、栏目、出版周期等都不变，一切照旧。由于部队撤走后严重缺乏人手，组稿、排版、校对等工作都困难重重。但瞿秋白时刻忧心红军撤离的安危，生怕因为自己的工作疏漏暴露了中央红军主力的行踪。他如同坚守战壕的战士，不顾咳血疲惫，一身几用、夜以继日地工作，仍然坚持《红色中华》每周出版两至三期。报纸的内容仍以报道战争通讯为主，刊载军事电台收到的各苏区的捷报，形成红军主力仍在苏区活动的假象，直到1935年1月中央分局正式决定转移时止。他不负党中央重托，虽艰难却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红色中华》在迷惑敌人视听，掩护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