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坑》中也不由自主地发出“去留心绪都嫌重”的慨叹。
当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成了最高决策机构，决定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在迄今为止可以查阅的史料中，虽然没有确切证据支持“走留”名单被用来进行了一次“清洗”行动，但当时大多数人都希望有“走”的机会，都愿意跟随主力红军杀出重围去，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陈毅当时刚刚做过手术，剧痛难忍，但是被留下来的消息令他更加难受。他当即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红军总司令部，找到朱德请求和红军一起走，朱德无奈地表示个人同意他走，但也只有向上反映他的意见。而这一来便没有了下文。红军转移出发前，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用的布鞋、背包、马袋子以及冬服等物资，就去领取毛泽东的那一份，但是负责物资发放的一位姓刘的干部却供给单名上就是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单。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毛泽东也曾被列入留下来的干部名单。当博古提出把毛泽东留下后，周恩来反对的态度异常坚决，博古也担心毛留下来重打锣鼓另开张，毛才得以跟随大部队一起长征，如果当时他被留下来，结果就很难预料了。（王树增：《长征》，第69—70页）
那么，瞿秋白最后被留在苏区，是否非其所愿？他是否是以被抛弃者的身份为革命而殉道呢？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核心，是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发表于文学杂志《钟山》2007年第3期的一篇文章《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
王彬彬认为瞿秋白被害原因是博古趁机要“把瞿秋白扔掉”，以达到其“根本解决”、即“从肉体上慢慢消灭他”的目的，于是“瞿秋白就不得不留下来了”。他的看法是：“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既如此，博古当然不会同意瞿秋白走，博古当然会把瞿秋白扔掉。”其理由是：“既然瞿秋白是死敌，既然令其离沪来赣就意在从肉体上慢慢消灭他，那么，现在又有了这样一个‘根本解决’的机会，又怎能放过呢？”
这篇文章引起了强烈争议。当年是博古的老部下黎辛、党史研究专家曹春荣以及裘真等人纷纷撰文严辞反驳，认为王彬彬一文完全是凭空捏造，不符史实，归结起来理由有几点：一是博古中央将瞿秋白留在苏区是出于公心，因为其间决策理由正确，组织程序正当；二是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瞿秋白当时主管宣传，还主编《红色中华》，而掩护红军秘密撤离需要正常出版报纸以迷惑敌人，瞿秋白一旦辙离，他的工作别人很难替代；三是瞿秋白被留下，还有他自身的原因，就是他身患肺病，健康极差，难以承受长途跋涉的艰难险阻、战事袭扰。留下他只是权宜之计，中央原是要准备让他潜入上海去工作和治疗的。
双方的观点似乎都不无道理，但我觉得争论的焦点主要还是混淆了瞿秋白“应不应走”、“愿不愿走”、“能不能走”这几个问题上。这样全方位兼顾分析瞿秋白的主观愿望、当时的客观实际以及博古中央的真实意图，才有可能还原事实真相。
瞿秋白：应不应走、愿不愿走、能不能走
首先，看瞿秋白“应不应走”。
瞿秋白是一位公众人物，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经常来往于广州和上海之间，和国民党各方面打交道。他在黄埔军校作过演讲，黄埔的将领都认识瞿秋白。就是说，一旦留下他随时可以被敌人辨识出来。
瞿秋白当时确实身患重病，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常咯血，热不止且风难禁——让这样一位重病缠身、难以自理的病人留在大兵压境的严酷环境打游击，显然凶多吉少。王彬彬所说让瞿秋白留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苏区，“无异如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生还可能性十分渺茫”，并不为过。
如果说是因为瞿秋白患了病才把他留下来，显然有些牵强。当时毛泽东也身患疟疾，憔悴不堪，大部分时间不得不骑马，可还是照样随军行动。长征开始时贺子珍已有几个月的身孕，也挺着大肚子上路了。瞿秋白难道就不能带病坚持长征？如果说把瞿秋白留下来是为了让他今后秘密转道去上海治病，也不确切。治病的提议是直到“1935年2月项英接到党中央的电报后，研究改变斗争方式和部署，确定分局只保持项英、陈毅、贺昌三人的集体领导，其他领导立即分散转移，去各地领导斗争，有病的去就医。1935年1月党组织决定瞿秋白、何叔衡转移到上海就医……”（王辅一：《项英传》第187页）
至于是否因为瞿秋白身患重病无法随军长征，当事人之一的伍修权后来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