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的政治打击。“决定”指责瞿秋白发表的这些文章是“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声色俱厉地指责“在客观上，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号召对他要“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批判。在小组批判会上，力主其事的中共上海局书记李竹声对瞿秋白蛮横地吼道：“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瞿独伊：《忆秋白》，第231页）
一个立誓为“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而奋斗终身的人，却在革命阵营中成了“过街老鼠”，成为一个“生命没有寄托的人”。这使本已处于自责和负疚中的瞿秋白更加迷茫，更增痛苦。后来在《多余的话》中《何必说》一节中，他悲愤地写道：“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下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一个凄凉浸骨的“拉”字，含有多少悲愤和无奈之情啊！
临近年底，中共中央派人向瞿秋白宣布了派遣他去江西苏区的决定。有人劝瞿秋白以身体需要调养为由拒绝前往，瞿秋白“有些怅然”，“沉吟了片刻”，说：“去，早晚还是要去的，否则有人要说我怕死呢。”他当时体弱多病，只向中央提了一个要求，即允许相爱甚深的夫人杨之华同赴苏区以便互相照顾，但却被莫明其妙地拒绝。当时有同志实在看不惯，要为瞿秋白申冤叫屈，他马上制止，不准为他这样已经挂了“号”的人再去作无谓的牺牲。这个时候的瞿秋白，简直是太窝囊了。然而如再表示半点不满，那就更没法活了。（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第600页）
早把命运交给了“革命”的瞿秋白，自然只能只能老老实实地被“革命”牵着走。既然这是“党的”的安排，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1934年1月7日，在一个雨雪交加的夜晚，瞿秋白永别了妻子杨之华，踏上了去苏区的路。
去留心绪都嫌重
谁能想到，受挫落魄之前的瞿秋白，原本少年得志，一帆风顺。他在党内多年担任领导职务，深受共产国际的信任重用。在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内，他几乎是唯一的俄语翻译。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高度评价瞿秋白，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内除了陈独秀、李大钊外“最好”的同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内“唯一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由于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他很快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可在复杂的********中他成为落败者，而今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只能被“发配”到苏区搞点教育工作。这个时候临时中央负责人秦邦宪（博古）为代表，留苏学生已经占据中央苏区各个权力部门的领导岗位，瞿秋白自然更不受重视。
我常常怀疑瞿秋白这种革命者，就是传说中那只不知疲倦的荆棘鸟，它一生休息的时刻，除非是它停止飞翔的那一刻，也是死亡的那一刻。换了别人，经受这么多打击挫折也许早已心灰意冷，偃旗息鼓。可瞿秋白心中的哀怨情绪很快烟消云散，重新燃起对革命真纯而炽切的热情。离沪后半个月，妻子杨之华收到瞿秋白托人带给她的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到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这密语里的“老家”、“天堂”，显然都是指瞿秋白即将到达的中央苏区。寥寥数语，瞿秋白对离沪赴赣的欣喜、对革命根据地的向往之情溢于言表。
瞿秋白进入中央苏区后，担负起中央执委会委员和教育部长的职务，并兼任了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笔。从革命的最高领袖转变为摇旗呐喊的马前卒，他并没有因为职务和地位的贬谪而自我放逐，反而以高涨的热情做着党交给的一切工作，内心十分愉快，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赞扬。这是他一生难得的清闲而充实的时光。
然而革命永远没有安逸的“天堂”，只有斗争中残酷的现实。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军事严重失利，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尤其是决定高层干部“走留”问题，因为高度机密当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所以关于瞿秋白是否被“扔包袱”留在苏区，才导致最后被捕牺牲的问题，直到今天学者们仍然各执一端，争议丛生。
从当时实际情况看，“走”和“留”都确实面临很大的困难和风险，都担当着艰巨的任务。“走”，要率领8万红军从敌人铁桶般的围困中突出去，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需要浴血奋战、风餐露宿，而红军要在漫漫长途中寻找一块新的根据地立住脚，更可谓前程难料，凶吉未卜；“留”，当时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到处腥风血雨，一片白色恐怖气氛。而且中央还赋予留下来的同志十分艰巨的任务：他们要牵制敌人、开展游击战争，时刻准备迎接大部队相机****，杀回老家。任务如此艰险，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许多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自愿留下准备牺牲自己的”。
所以实事求是地说，走和留都是革命需要，都面临艰难的抉择。因而林伯渠在告别留下来的老战友时，在其诗《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