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抛弃；当他终于成为悲壮的革命烈士，却又被和平年代的混乱“革命”所批判和打倒。瞿秋白生前曾说：“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可在不同的时代，他被冠以种种截然相反的称谓，从“革命先烈”到“叛党投敌”，从被“顶礼膜拜”到“掘墓鞭尸”，鲜花与粪土同在，谩骂和颂扬齐飞，那么令人多眼花缭乱的功绩与罪名，也许连从不看重“虚名”的瞿秋白生前也无法想像。
从革命领袖到革命英烈再到革命叛徒，直至最后的彻底平反，整整经历长达五十年的风云变幻，瞿秋白才终于可以被人民永远称为“同志”了。其间仅仅中共中央文件和领导人的正式谈话，就有五次对他的不同评价。（《瞿秋白狱中遗言：“日后自有定论”——对瞿秋白几次重要的历史评价，载《炎黄春秋》1995年第5期》）这个饱受争议的人物对革命贡献之巨大，所受待遇之不公平，平反昭雪之漫长，实为中国革命史所罕见。
纵观瞿秋白三十六年的短暂人生，就如同惊险刺激的过山车，一会儿直冲云霄，一转眼又堕入谷底。他耀眼的头衔可以开列出一长串：在中共“八七会议”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两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是中共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也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他准确翻译了《国际歌》，也是中国最早报道苏联实况的新闻界先驱……可就是这么位鼎鼎大名的革命前躯者，最后的悲情结局竟是为“左”倾路线所杀，被“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梁衡：《觅渡，觅渡，渡何处》）
“毕竟是书生”，这是对瞿秋白一生最好的概括——他书生似的性格和为人，难以适应政治场上复杂的云谲波诡，这是他悲剧人生的基本成因。在福建长汀县的夏日阳光下，他最后那走向刑场的单薄身影，成为一个走向历史的悲壮象征：那是中国奋起后“士”人觉醒的坚定步履，也响彻底着饱经心灵苦难后的苍凉回声。
历史一选择他就是一个巨大的“误会”。他后来在狱中回忆一生时说，自己其实从小就厌倦政治，经常搞不懂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各人找一种学问或者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他坦然承认自己1917年春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时，那些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而考进外交部的俄文专修馆，也并非想了解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只不过是因为家境贫寒，考虑到这所学校不收学费，又许诺毕业后能够有固定工作，“不过当做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但无情的历史现实不容犹豫地将他推向政治的前台。民不聊生的社会惨景、家国离乱的破碎神州、列强宰割的民族危机，使所有象他那样的热血中国青年别无选择地担当起“社会的良心”。他义不容辞地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肩负起政治革命家的责任。瞿秋白将自己的人生定义为“历史的误会”，其实并非只是文人苦闷中的牢骚渲泄，而是对自己三十六年人生道路的真实回望与反省——作为一名官宦人家的子弟，却遭到了家道中落的沉重打击；作为一名执着的文艺爱好者，却不得不随同陈独秀走上革命家的舞台；对政治活动的兴趣与日俱减，却不得不承担党的最高领导职务；把自己看作革命的局外人，却最终成为了革命烈士。这种种阴差阳错不是历史的误会又是什么？
然而自从走上职业革命家这条道路，他的内心何尝一日平静过？尽管“位非得其所，才未尽其用”，但一旦他选择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后，就自觉地“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意识和游民式的情感”，念念不忘克服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站稳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直到被俘入狱，他仍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对自己1931年初之后，在********上出现消极倦怠感到惭愧不安。瞿秋白的这种诉说，几十年后还被有的学者批判为是集中反映出他“思想上的动摇和革命意志的衰退”，反映出他“在对待革命、对待自己、对待生和死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有严重错误”。
如果不完整地了解瞿秋白的一生，不熟悉他的坎坷经历，不熟悉他饱受的政治创伤，不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所付出的极其惨重的代价，则人们对他就势必会作出错误的判断，认为他象自己说的那样思想消极、斗志锐减，非但不是一个“模范党员”，而且是一个“最坏的党员”和“十足的市侩”。
四面楚歌中的下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