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到城里为他请一个理发师来，虽然离城不过1.5英里……
1809年6月8日早晨8点钟，世界公民托马斯·潘恩在孤苦无告中含愤死去。这个曾经在三个国家参与了当时最伟大的革命运动，始终走在最前列的伟大革命家，轰轰烈烈地经历了很多重要事件，但是他死的时候没有任何重要的人物在场。这个世界已经把他遗忘。纽约只有一家报纸注意到这个人的离去。一个记者在6月10日的《纽约邮报》上草草报道了这条消息。其笔调之轻薄令人难以置信：
“昨天，他葬于西切斯特县新罗歇儿附近，可能是在他自己的庄稼地里。我不知道他的年龄，不过他活的也够长了。他做过一些好事，可更多的是坏事。”
送葬队伍只有六人，其中还有两名黑人。据他的法国房东波纳弗尔太太回忆，下葬时的萧条场面让人揪心：
“当棺木落地，墓土撤上时，我站在墓穴的东端，让我的小儿子站在西端。环顾周围寥寥的旁观者，我说：‘啊，潘恩先生！我的儿子站在那儿，代表美国向您致谢；而我，则代表全体法兰西人民！”
莽莽旷野，只有一妇一孺在代表美法两国向这位《人权宣言》的起草者致哀——这是个伟大的女人，历史证明，那个时代只有她有资格成为潘恩的朋友。而那个时代，美国人却把他们的纯洁友谊渲染为狗男女的暧昧关系。诚如学者朱学勤先生所言，潘恩来到这个世界时，是个贫民；离去时还是一贫如洗；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穴墓地，真可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完全可以用笔成为百万富翁，因为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的作品获得象他那样广泛的销路。可是他分文不取，把全部稿酬捐给英、美、法三国的革命事业。这样一个无畏无私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两个世界的英雄”。而事实却是在他身后，居然没有得到任何一方哪怕一句简单的悼词。
1819年10月，一个英国记者将潘恩的遗骨运回英国，想要潘恩安息故国。但英国政府对潘恩耿耿于怀。一个巡街的人因为宣告了潘恩遗骨回国的消息，被收监九个月。那个记者只能自己保存潘恩的遗骨，后来记者病逝，潘恩遗骨又几经事变，终于无迹可寻。至此潘恩终于成了一个飘蓬无根蒂的过客，落得个遗骨飘零，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下场。
革命即意味着“虽万千人吾往矣”的绝决，意味着从头到尾坚持自己的信仰不变。但真纯的信仰与复杂的现实往往产生不可避免的碰撞和冲突。潘恩是个带着书生意气的革命家。他尽情泼洒理想主义者的热血，从不知谋略、心计为何物。他既不给自己留后路，当然也不允许别人走曲径。他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革命，但革命不能始终成为他的生活；他随时为革命挺身而出，但革命却不在他有需要的时候为他挺身而出。他殚精竭虑地为革命摸索方向，一马当先地突兀地走到革命的前面，而革命根本无意与他同行。他把那个年头能得罪的人类权势力量都得罪完了，最后激起天怨人怨。面对他那偏执的理想和激进的狂热，革命反而摇身一变成为那支专打出头鸟的鸟枪，转而对他开火。被革命背叛之后的潘恩，没有足够的政治志望和机心谋略，象斯大林那样发动一次次残酷整肃，毫不留情地打倒所有政治对手。相反，正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偏执，使他成为那个时代左右不讨好的弃儿。他被三个国家的革命战友所出卖，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必然宿命。
然而潘恩的人生尽管以失败而告终，但他的人格精神却闪耀着一种永不消逝的纯净壮美。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向来不动感情，可他也为潘恩的悲剧打抱不平，曾预告要给“勇敢的空想主义者托马斯·潘恩”作传，把潘恩列入他的英雄长廊，与贝多芬、托尔斯泰等人作伴。至于与潘恩同时代的那些大革命家、大政治家，他却一个也没放在眼里。
二、瞿秋白：舍其事而成其心的革命者
讲完了潘恩的故事，这篇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然而且慢，我的脑海中电光火石般迸出了另一个更加了不起的“牛人”——那就是瞿秋白。他的经历和潘恩极其相似，身前生后都遭致不断的误解，名誉声望几度浮沉。但他对这个世界绝望的反抗，对自我灵魂的残酷解剖，远远比潘恩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潘恩反抗的是整个不合理的外部世界，向一切落后的制度与思想宣战，瞿秋白则是求诸于己，在对革命倾注了所有的热情和心血之后，转而以一种令人悲慨万端的反省方式，试图以残酷的自我解剖寻找更圆满的精神答案，从而成全了一个真诚丰富的心灵和深挚感人的人格形象。
“位非得其所，才未尽其用”
任何一个革命阶段，都需要那些能够代表自己精神的偶像。而瞿秋白作为一位悲情的另类人物，无论是生前身后，都堪称复杂传奇。这个传奇的最大意义不仅在于打破了那些刻意塑造出来的政治领导人的高大全形象，而且提供了一个身处政治旋窝的中国文人相对真实的内心世界。这就是瞿秋白大起大落的一生，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在风云激荡的时代，他成为被选择的人；而当他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后，却又被自己的政治对手出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