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任法官，原享有的大部分行政权力亦被剥夺。至此，雅典的民主政体基本完成。
与此同时，在雅典对官吏的监督制度也颇为严密。官吏从当选到卸任，总共不过一年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他首先要接受资格审查，以执政官为例，其任职资格先由五百人会议审查，发现问题，就要提交法庭裁决。其二是信任投票，在五百人会议的每一个主席团任期内，公民大会都要对执政官和将军举行信任投票，看其是否称职。如果多数公民对某一官员投不信任票，他就得去法庭接受审理。由于主席团为十个选区轮流组成，任期各为一年的十分之一，所以一年中就有十次这样的信任投票。最后是卸任检查，每个官员任职期满，都由专人（查帐员和助理员）对其在职期间的行政活动和经济帐目进行审查，如发现有违法行为，就送交法庭裁决。
虽然说，要求全体公民在政治权力上一律平等的理想是难以做到的（按：就是在今天也做不到），但西方古代社会毕竟将它作为理想提了出来，而且在付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出一些有关制度与法律，不管其民主制完善程度如何，这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
而在战国变法中我们看到，魏文侯在改革中能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延揽人才，以翟璜为上卿，李悝为国相，西门豹为邺令，吴起为西河守，乐羊为大将，……使国势蒸蒸日上，一时雄冠海内。齐威王在改革时也同样重视各式人才，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淳于髡主客，孙膑为军师，尤其是设立稷下学宫，招揽饱学之士，使其进退自由，一时“群臣进谏，门庭若市”，也使国力激增，强于诸侯。它给后人留下了在君主“人治”统治模式下一些颇为诱人的景色，这种“人治”经验虽也可套以“开明”、“仁政”之桂冠，然其不存在丝毫的“民主”制度之内涵，而终被纳入专制统治的轨道，成为其特定时期的一种补充，只能昙花一现而没有多少生命力。
在逐步建立起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中，君主开始独揽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立法、司法、监察等大权，直接导致秦代“皇帝”制度的产生。皇帝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专断一切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主要由皇帝任命，并必须无条件地效忠于皇帝，按皇帝的命令办事，而皇帝却几乎不受任何权力、法律的监督或约束。以皇帝独裁专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制度，成为中国古代持续了两千余年漫长岁月的稳定统治模式。
在君主专制日益残酷统治之下，民众不要说批评君主，就是议政的权利都是被剥夺的。考核官吏的“上计”制度，也只是向君主负责，决非受民众监督，更无须民众的信任投票。朝廷专门设置的有关监督机关，监视的是全国民众乃至百官，直至进行残酷的杀戮。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主要为皇帝的爪牙，震惊天下的坑儒惨案，便是由御史一手承办的，实质上成为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在法家实行“轻罪重刑”统治政策之后，民众完全被残酷的法网所控制。
商鞅变法以完备君主专制政体为其主要宗旨，在宗法等级的基础上进一步用峻法酷刑贬压民众的社会地位，不存在一星一点的民主共和制度的有关因素，从而中国古代没有一个人懂得什么叫“民主”！所有的人，只要一生下来就是君主的子民，非但没有独立的人格，且其人性被专制统治极大地扭曲，个人的创造力被不断限制与扼杀。以后的所谓汉唐盛世，主要是吸取乱世教训，采取调整部分统治政策的结果，这类调整是浅表性的，“盛世”也是短暂的，根本不能扭转它一步步走向专制深渊的发展趋势。
不论是苏格拉底代表的古典民主体制，还是商鞅代表专制独裁统治，它们其实都蕴藏了走向更加民主科学的未来之可能性。但遗憾的是，并非世界所有民族的文化中，都先天地蕴涵着向这个方向演进的决定性基因。中国古典政治文化不但示能产生制度转型的内在动力，相反却具有了使政治专制性不断累积发展的强烈趋向，这种差别的最终结果，就是造成严复后来所说“中国之是非，不可与欧美同日而语”。
中西上古社会完全不同的政治改革道路，决定了苏格拉底和商鞅的不同思想观念和个人作为。至于在他们身后数千年来人类大同小异的悲喜剧，俄国著名作家果戈里有过生动的描绘：
“世界上有多少错误，人们今天看来，怕连小孩子也不会犯的。人类在追求永恒真理的过程中，撇开康庄大道不走，却走了多少弯曲的、狭窄的、走不通的绝路！……他们甚至……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跑到走不通的草莽丛中去，要互相欺蒙，受着鬼火的引诱，最后走到深渊旁边，惶恐地你问我，我问你：‘出路在哪儿？康庄大道在哪儿？’”（《狄康卡近乡夜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