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西上古时代社会转型的核心问题会产生如此迥然的差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杨师群先生道出了其中最根本的因素是两者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之中：西方的平民阶级处于已经颇为发达的私有制经济之中，大多数公民都是一定生产资料的私有者；而战国时的民众则处于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之中，绝大多数人民只是国家共同体的附庸。要知道，财产私有权不仅是民众个人的经济权利，更是一种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它是人们进行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诸社会活动的核心，是实现其他权利的物质前提，如果没有独立自主的财产权，那么其他权利都将是空谈，同时也使人们的权利意识极为淡漠。
战国时的秦、魏、齐、楚诸国都普遍实行授田制。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生活，人民在获得其生存的物质资源上必然只能仰国家之鼻息，造成个人对国家的过度依赖，无法培养出根源于保护个人私产权益，从而发展出政治方面的平等权利意识，也就不可能为此进行艰苦而有效的法权斗争。象商鞅这种士人游说功名之辈，如果坚持“从道不从君”的理念，就往往很难得到君主的重用，必将颠沛流离，坎坷一生。而要追求荣华富贵，就要不择手段地讨好君主，以谋取私利，这种人占了士人中的大多数。其经济地位，更加强了他们对君主的依附性，进一步体现了“食其禄者死其事”这一誓死效忠君主的观念，使其逐渐成为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驯服工具。
当苏格拉底为争取平等权利而与贵族进行了艰苦卓绝、坚持不懈的********之际，战国时代的商鞅还根本没有这种平等的权利意识，为了寻求出路，只好投向专制君主的怀抱，成为变法的中坚力量与社会基础。商鞅虽然也与旧贵族进行斗争，但其目的却只在维护以君主为首的一小撮统治者的利益。他们行为的目的和性质既然南辕北辙，其内容、成果及其对人类社会的深远意义便自然也大相径庭。
谁的天空，成全了谁的梦？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800至500年间，人类文明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古希腊、中国和印度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老子、孔子、释迦牟尼等。他们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这些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主要精神财富，使人类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给无数世纪的人类以心灵的沐浴。
而作为西方文明三大源泉之一的古希腊，更是远远走在人类理性时代的前列。当其他文明还在用神话的语言来思考，希腊人已经用“思维”、“物质”、“形式”、“本质”、“自然”、“存在”等等概念把抽象思考推到了极限。
苏格拉底和商鞅一样，生活在一个社会激烈变革的时代，并都发动了影响深远的社会探索。而相对于商鞅对愚弄控制人民的“突破”性发明，苏格拉底的突破则包括了“哲学的突破”。这种“哲学的突破”不仅表现为启迪了希腊人的道德自觉意识，而且对人类的共同目标和道德精神的形成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苏格拉底之所以能自由地呼呼和思考，是因为他的祖国给他创造了这样的条件。
“民主”这个词的起源，是古希腊人用来形容自己国家政治制度的。这一付之实践的理想来自两三千年前的西方古典古代的民众，确是一件极其了不起的大事。
苏格拉底生逢雅典“黄金时代”（前461－前429年），他25岁时雅典与斯巴达签订30年和约，伯里克利一统“提洛同盟”。文化上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好戏连台，菲狄亚斯的雕像和波吕格诺图的壁画精彩纷呈，雅典一跃而成“全希腊的学校”。伯里克利的成功基础正是民主。他宣布：除军事财政之外所有的官职，均由公民抽签出任，海量激发了雅典民气。他完善的雅典国家机构成为“三权分立”的雏形。雅典最高立法机关为公民大会，每月召开3至4次，决定内政和外交大事，通过的议案经批准即成国家法律。
在此之前，梭伦改革已成为雅典城邦乃至整个古希腊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政治改革之一，为雅典城邦的振兴与富强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城邦民主政治的基础。梭伦改革将人民按财产分为四个等级，各自拥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设立四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以分贵族会议之权。到公元前508年，克利斯提尼改革将全国划分为十个地区，每个地区选50人，建立五百人会议，其重新划分选区的目的在于抽掉一些贵族势力的基础，“以便让更多数的人可以参加到政府中来”；公元前487年的执政官选举方式改革，打破了贵族操纵选举并大大削弱了贵族垄断高级官职的局面。到公元前480年，又废除了一切关于行政官职任选的财产限制，规定每个公民在法律上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公元前462年，民主派领袖厄菲阿尔特改革，剥夺了贵族会议的绝大部分权力，此后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五百人会议成为最高行政机关，而贵族会议则从国家权力的峰巅跌落下来。同时，执政官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