鞅的《商君书》继续传承在封建专制君主的脑袋里。帝王们一直在用法家的“阴和损”，在幕后操纵着中国的兴与衰。法家变法儿整人，儒家用臆造的“天理”愚人。法家把中国人整傻了，儒家把中国人整愚了，两者互为表里，正是这种思想文化方面的麻醉、毒化功能，使秦汉以后的中国老百姓在几千年里变成了十分温顺的“良民”和“麻木的看客”。
对于这一点，20世纪初的著名史学家夏曾佑曾深刻总结道：“故中国之教，得孔子而立；中国之政，待始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待汉开武而后定……自秦以来，垂二千年，虽百王代兴，时有改革，然观其大义，不甚悬殊”。学者刘泽华精辟地指出，秦以后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是先秦时的“圣贤”培育出来的“一棵难噬的酸菜”，这些先秦的“圣贤”当中就有商鞅。
那么作为同一时代的历史巨人，苏格拉底和商鞅的思想和行动为何差别如此之大？最后的根本答案还在于他们脚下的社会文化土壤。
五、一边是民主觉醒的黎明，一边是压制人性的长夜
奴隶的国家不可能创造真正的奇迹
苏格拉底和商鞅在同一时代的不同作为，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有着迥异的社会现实基础。这一时期古代中西方社会通过改革，选择了极为不同的政治道路，给各自社会的政治制度铺奠了完全异质的基石，在各自的文化传统中打下深刻的烙印。学者杨师群先生在《战国变法与古希腊罗马社会改革之比较》一文中有着准确详尽的阐述。兹将其主要观点转录如下：
首先是中西方在社会改革转型中，对“人”及其生存的基本权利诸核心问题存在着本质性差异。
公元前594年，希腊雅典的梭伦改革，颁布“解负令”，取消公私债务，恢复债奴的公民身份，并永远禁止把雅典公民沦为奴隶。法律禁止将公民沦为奴隶，将不得奴役本国公民的理念上升为国家制度，对本国公民的人身权作出基本保障，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国家公民制度。这一改革措施的卓越之处在于从野蛮的奴隶社会中开辟出“文明”之路，开始将“奴隶”与“人”基本分开，而后罗马法“人格权”这一概念便肇始于此。它不仅是民众对平等权利追求的初步胜利，而且在世界法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而恰恰相反，公元前五世纪后期，魏国李悝变法，他编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经》。这部被历代统治者视为首创的立法样板中规定：“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籍其家”就是将其家人全部沦为奴隶。在这里，凡是盗窃符的要处死刑，籍没全家为奴隶；盗窃玺的要处死刑；连议论国家法令的也要处死刑，并籍没全家和妻家为奴隶。还有更可笑的规定，就是严禁翻越城墙，一人越城的要处死刑，十人以上越城的要杀死其全乡百姓和全族的人。另外甚至禁止群众集居，群众集居一日以上的要查问，三日以上者要处死刑。
而十分不幸的是，商鞅奉为楷模的变法先躯，正是李悝这样的法家鼻祖。面对席卷中原各国的变法图强浪潮，青少年时期的商鞅不仅十分关注他们的具体做法，而且更注意比较其中的优劣，尤其是魏国李悝和吴起的变法对他的思想影响最大，对李悝、吴起等人的改革成就十分向往，以致于后来变本加厉地将之发扬光大。
到公元前361年，商鞅变法规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更将从事工商业或贫穷的民众都沦为奴隶，而官僚集团则按军功爵秩分配“臣妾”。说明官府是如何蛮横地侵犯着民众的人身权。《商君书·错法篇》载：“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说得十分坦然。《战国策·秦策四》谓当时各国“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奴隶数量大增，使用也更普遍，乃至秦、汉两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一直到清代，统治者也根本没有保护本国民众基本人身权的概念，民众因犯罪与债务沦为奴隶者触目皆是，人们始终不懂得什么是“人格权”！
所以我们看到，古希腊罗马的社会改革，其核心内容主要围绕平民的基本权利问题而展开；而战国变法，其核心则是为加强君主专制的国家统治，进一步剥夺本国民众的基本权利。西方古代社会以追求自由平等为目标的改革内涵，在战国变法中完全找不到相应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