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弱国强”，“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而弱民的根本手段则是使民“朴”，也就是愚民。他认为，人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只有使广大人民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而只能是老老实实地听从统治阶级的任意摆布。这样，国家就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也就会更加牢固。
在商鞅变法的各项内容中，无处不体现出其愚民之治的思想。具体措施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去礼乐，尚法治。二、禁《诗》《书》，贱学问。三、废好恶、去享乐。四、遗贤弃智，按功而赏。
这其中最为恶劣的就是第二条“禁《诗》《书》，贱学问”。与儒家将《诗》《书》作为治国经典不同，商鞅认为《诗》《书》对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益，其唯一的作用就是扰乱、蛊惑民心，破坏国家法令制度的推行。因此他将礼、乐、《诗》、《书》列于国家“六虱”之首，是“亡国之俗”。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好用《诗》《书》，人们就会把精力放在学习《诗》《书》上，最终必定会导致“上无使战，必贫至削”的局面；相反，如果不用《诗》《书》，则“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
在商鞅的心目中，人民“淫”是老百姓强大的重要原因，而他所说的“淫”就是指人们好学问、有知识、用智巧。关于这一点，商鞅在《商君书·外内篇》中，讲得一清二楚。他说：“奚为淫道？为辩智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也就是说，他最害怕的就是人们利用自己的才学思想立身处世，显达成名。因此，为了弱民，就必须禁《诗》《书》、废学问，他认为“国去言民则朴，民朴则不淫”（《商君书·农战》），只有这样，才能禁除人民的智巧，更好地削弱人民的抗异力量，增强国家的实力，达到“国必无敌”的效果。
那么，怎样才能使人们轻视学问、废弃《诗》《书》呢？商鞅认为，仅靠国家明令强制焚烧《诗》《书》是不够的，还必须要采取一些相应的策略和手段，让人们自觉地、心甘情愿地鄙视学问。为此商鞅提出：“无以外权爵任与官，****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国家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同时他还提出禁止儒生、大臣、诸大夫游学、游仕，闭塞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尽可能地让人民愚昧无知、不好学问，使他们专心务农。（徐奇堂：《试论商鞅的愚民思想》）
至于仁、廉、善、慧等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商鞅竟把它们说成是弱国之源。更为荒谬的是，商鞅竟主张用奸民治国，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商君书·去强》）这无异于用坏人治良民，其荒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与此相反，审判苏格拉底时，他争辩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利。”
在当时雅典的民主法庭上，并无现代民主的言论自由，只有陪审员的言论自由。可是，苏格拉底却在法庭上大声疾呼：“必须给我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彻底废除官方干涉！”他明明知道自己定会为言论自由付出代价，但他坚定地说：无论是否被判有罪，他都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哪怕要我死一百次！”法庭试图以威权改变他的想法，他断然拒绝道：“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微弱的心声还在让我继续向前，我就要把通向真理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绝不顾虑后果。”
宽容原本是社会进步、国家繁荣的根本条件，而人类的历史到处是触目惊心的官方不宽容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暴行，它几乎充塞了人类文明的全部时空领域。从阿那克萨哥拉的被囚禁到苏格拉底的被毒死；从基督徒大批被尼禄皇帝处死到十字军血腥的东征；从塞维图斯的被烧死到再洗礼教徒的被剿灭；从布鲁诺被宗教法庭捆在火刑柱上烧死到犹太人被希特勒送进毒气室……专制残暴的思想恶魔似乎永无止境地徘徊在人类的头顶。人类究竟何以这样愚蠢而冷酷，竟对种种惨剧熟视无睹，屡屡重犯？
这样做的恶果，是专制之下必定盛产愚民，其实这也正是专制的需要，愚民永远是独裁者的社会基础。专制者就是要用各种方式炮制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愚民。谁若不愚，就要消灭。“君临天下”决定一切，就使人们企望“明君贤相”。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人们普遍的心态，造成人民普遍不关心政治，远离政治，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大脑，成为明君贤相的应声虫。所谓“肉食者谋之”，正是几千年来人民不能关心政治，也不关心政治的写照。
相同的死亡，不同的遗产
苏格拉底与雅典民主制之间的冲突充分展示了民主制度的内在悖论：未经启蒙的民主制不仅不能保护自己的守护者，而且往往要用他来献祭。对此，黑格尔写道：
“因此，苏格拉底的命运是十分悲剧性的，这正是那一般的伦理的悲剧性命运：有两种公正互相对立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