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的殿堂之上。
相较于苏格拉底一生热情地启蒙民众，置疑自我，商鞅则自恃为“有独知之虑，必见傲于民”，以驭民、治民的心态高高在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专制驭人术是他牢不可破的原则信念。
商鞅认为只要智慧过人，就必须桀骜不驯地凌驾于“愚民”众生之上，他人都昏昧于事成之后，唯独他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愚民不可以与他们计谋于事情之前，而只可与其乐享其成。他把自己看成恩施于民的众生之主，人民不过是供其驱使的群羊罢了。他这样具有至高无上的德行才智之士，绝不和普通凡夫俗子附合苟同，要做成就大功业的名哲贤相，决不同民众共谋事情（“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这些言行今天我们并不陌生，许多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从不征求老百姓意见就强行上马，强制拆迁屡禁不绝，只看眼前不管长远的掠夺式发展举目皆是……最后的结果是环境条件改善了，老百姓却并没有多少幸福感可言，而是骂声一片，牢骚满腹。
商鞅自认为唯我独“智”，凡事都比别人看得远，却没有看到自己的未来和命运。他把自己孤立于大众之外，好大喜功，结怨于民，人为地杜绝了同社会的声息沟通。他既然严厉地惩罚过太子的师傅，却没防备其事后卷土重来，实施报复，这无疑是他闭塞视听，不与众谋，才终铸大祸。他孤芳自赏，孤陋寡闻，对秦国贵公子及其师傅们的诬陷行动毫无准备。就是事败被捕，也还未悟出受诛之原因，足见其虽然“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但是对于自身命运却足智而无谋，自绝于人民一点也不夸张。
从张艺谋电影《英雄》的“天下观”说起
张艺谋著名的电影《英雄》，以歌颂秦始皇统一中国、利国利民作为结尾。残暴专制的君王俨然成为代言“天下”和平的圣人，这着实在是一个美丽的误会。那只是张艺谋对“天下”的理解，而不是商鞅以及后来的秦始皇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理解。秦始皇真正所思所念的不过是统一霸业，不过是帝王统治的伟大梦想，如果把它置换成“天下和平”，那就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统一霸业就是帝王的霸业，而和平则是“天下”的愿望。残剑所思与秦王所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残剑寄望于秦王统一中国，结束七百年的战乱以求得天下太平，这是残剑作为一个民间侠士一厢情愿的理想。但古往今来的帝王则是为了帝王霸业而不惜流血征战，愚弄人民，和平自由永远是“人民”不可能实现的空中楼阁的愿望。
唐代的骆宾王在讨伐武则天的檄文中激烈追问道：“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如果说苏格拉底所追求的“天下”是一个心灵自由、崇尚理性的天下，那么我们要问张艺谋《英雄》中所指的“天下”究竟是谁家的天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天下”？如果认真读一读历史，看一看作为秦始皇千秋大业奠基者的商鞅之具体作为，张艺谋也许就不会再那么大义凛然地为暴君的“天下”辩护了。
苏格拉底和商鞅生活的时代不过相距短短的几十年，但中西文化中人文精神的差别竟至于如此之大，以至于今天都还这么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观念。虽然苏格拉底和商鞅一位侧重于思想领域，一位投身于政治实践，但其迥然有别的行为观念背后，却蕴藏着中西方不同的思想萌芽。当苏格拉底苦心孤诣奔波在开启民智、慧渡众生的路上时，商鞅却煞费心机地控制社会、愚国弱民；当苏格拉底真心实意地引导人民独立思考、争取思想自由时，商鞅干的却是钳制言论、制造“顺民”的勾当。
商鞅的封建专制思想是大一统的秦王朝直接的思想资源，因而对秦始皇统一中国无疑是最为有利的。但是“统一”显然仅仅是手段而绝非是目的，生产力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与自身、与他人、与自然的和谐才是人类永恒的目的，统一只有在有利于上述目标实现的时候才应被完全肯定，而“统一”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况下对永恒目标的实现并不是绝对有利的。秦王朝的建立在实现“车同轨、书同文”的同时，也给社会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并最终导致它二世而亡就是明证。不管秦汉愚民政策的手段和结果如何，但商鞅愚民思想对秦汉统治者所产生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中，较早提出“愚民”观点的是老庄和管仲。老子曾公开倡言，要用愚民政策来窒息人民的反抗思想，麻痹人民的斗志，他说“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极力反对开发民智，要求从精神上、物质上杜绝一切能够激发民智和引起争端的措施。庄子则更是将老子的观点绝对化，他主张取消一切制度、规范和文化，认为只有“绝圣弃智”，社会才能安宁。
而在春秋战国诸子中，商鞅和韩非子的愚民主张，是最明确、最有系统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在《商君书·定分篇》中，商鞅指出：“民愚则易治也”，此一语，就直截了当地道出了他积极推行愚民之治的真谛所在。在他的观念中，“民强国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