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宗“为政宽急何先”的问题时说：“秦国施行的法律，视人民为草芥，等到赵高当了胡亥的老师，教他不是割人鼻子就是灭人三族这样的酷刑，以致即位不久，就天下崩溃”。直到清代统治仍然强调“秦任法律，二世而亡”。可见商鞅创建延续下来的严刑酷法给后世留下了何其深刻的映象。
在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历代封建统治者实施的窒息整个民族创造力的“愚民政策”，遵循的就是“秦制”，而秦国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创立又皆起于商鞅变法。所以，郭沫若说：“秦、汉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是由商鞅开的幕”，确为不易之论。
可惜的是，这是一个黑暗的舞台。
秦王朝覆灭后，西汉王朝在废墟上建立起来了。西汉开国皇帝刘邦除了在进军咸阳时因要收买人心而与民“约法三章”这种做法与“暴秦”有别外，他称帝后的治国理念和模式“皆从秦律”。因此，西汉王朝在本质上是秦王朝的继续，而秦、汉二朝又是中国封建社会在定型、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里程碑”式的朝代，秦汉以后的历代王朝的各种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制度基本上是秦汉模式的再现。比方说，在政治权力及组织结构上，以皇帝为首的“三公”、“九卿”的官僚体制和郡、县两级政权制这种社会政治组织结构一直延续到清末，即使有变化也是换汤不换药地改个名称而已。
于是，独裁专制成为一代代王朝千古不变的恶性肿瘤。读中国历史，可以得出一个规律：专制的程度越高，其存活的时间就越短；越是专制，肿瘤扩散的速度越快，结局越惨。专制让政府机器不能具备自我修复功能，不能产生免疫力。黄宗羲曾总结过历代改革的规律。他的大意是说，中华帝国千年以来，都在通过改革解决农民收入和国家收入问题，改革的主要内容，往往是并税式改革。历朝改革，都希望以此解决农民负担。但是，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实行后，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远远背离了改革家的初衷。这一规律，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后来的史学家，有人称之为“黄宗羲定律”。这说明，专制的政治体制，是不可能出现真正长远有效的改革的，这种肌体已经不能完成自我修复的功能了。商鞅的失败，原因正在于此。
但是，商鞅毕竟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来中国的政治生态。甚至以两千年的历史跨度而论，商鞅的基本治国理念被顽强地延续了下来，他的核心经济理念被众多的独裁者所沿袭。苏轼曾经很叹息地说，对于商鞅主义，“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
“商鞅主义”的幽灵在中国是否真的已经消散而尽了？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强国”，以及怎样成为一个符合现代精神的“强国”？这些问题，我们是否真的已经可以回答？
四、一位是引领人类的先哲，一位是专制愚民的鼻祖
纵观苏格拉底和商鞅的所作所为，他们最根本的不同，恐怕还是在于“智者”与“侍者”之区别。“爱智”的苏格拉底与“侍王”的商鞅，一是人格的健全，一是精神的阉割；一个虽然死于“多数****”，但思想永远传承；一个尽管因“侍王”而富贵，却终究如晨雨朝露，身死名灭。
雅典的良心
在古希腊的先哲中，聪慧、睿智、伟大者不乏其人，生前弟子满堂，死后著作等身者也绝非仅有。但苏格拉底却以他善辩而不为人师，创新而不立文字，生得平凡，死得从容，显示出独特的风貌。当两千多年的岁月水一般流去，苏格拉底之生和苏格拉底之死也渐行渐遥，在历史的远方化成一片苍茫。但我相信，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与我一样对苏格拉底一读倾心、真诚怀恋的人。两千多年过去了，这种怀恋并没有随时光的流逝而黯然失色，反而日渐峥嵘，日显高古。
因为，他不仅是雅典的良心，也可以说是人类的良心。
我的眼前总会闪现出雅典城一个宁静的早晨，衣着褴褛的苏格拉底一个人蹒跚而来，他样貌丑陋，眼神质朴，神情专注，仿佛在思考什么。他旁若无人地穿过街道，碰到他认为合适的对象便停下来与之交谈，履行他自命的“知识的助产婆”的义务。这个温和而有着极大耐性的人，在雅典城的黄金时代，成为一道与众不同的街景，是雅典城繁荣、民主和兼容并包的象征。人们喜欢苏格拉底，又害怕和他进行交谈。大家宁愿请他喝一杯或泡个澡，或请他参加某个宴会。因为和他的谈话太过于犀利和沉重，让人猝不及防。
请看一个他和学生问答的有趣例子——
学生：苏格拉底，请问什么是善行？
苏格拉底：盗窃、欺骗、把人当奴隶贩卖，这几种行为是善行还是恶行？
学生：是恶行。
苏格拉底：欺骗敌人是恶行吗？把俘虏来的敌人卖作奴隶是恶行吗？
学生：这是善行。不过，我说的是朋友而不是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