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主政下，当时活跃于中原各国的那些游侠、歌妓、说客、武士、儒生、商贾、刺客等社会上最活跃的人员，在秦国全部都绝迹了，因为这些人是社会上的“五蠹”，必须铲除。
但物极必反，这种强制性的变法行为最终会给国家、民族带来迟滞发展的严重负面影响，丧失了使社会发展的最原始的动力——个性的创造性潜能。老百姓倒是变得十分听话了，但整个社会的活力也消失殆尽了。当与官方意识形态不相吻合的“异端邪说”被彻底否定和排斥之后，当人们的思想观念被彻底地“纯洁化”后，真正的“思想”实际上也就随之而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帮简单愚昧、贫穷安分、柔弱驯服的“人”，并最终被“国”和“政”“所胜”，即被专制政权彻底压服和控制。
根据社会学的观点，一个民族的整体活力和创造力与这个民族的人员层次构成和思想文化的多元化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这个民族的人员层次构成越复杂，这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多元化程度越高，其创造能力也就越强，反之，这个民族的素质就会退化。商鞅的目标完美地实现了，中国的悲剧却从此开了头。纵观商鞅以愚民为手段的变法运动，尽管在一段时间内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最终的历史性负面影响却显而易见。
到商鞅变法的后期，秦国国力已经大增，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年），秦、魏西河一战，秦军斩俘魏军八万并俘魏将公子卬，因此一战，立刻改变了中原六国对秦国的鄙夷心理，连周天子也亲自封秦孝公为“伯”。秦惠文王即位后，凭借国力，改变了历代秦君封关、龟缩于关中的锁国政策，大胆向关东出击，到惠文王的小儿子秦昭王即位后，更是对中原六国大打出手，从公元前337年至公元前260年的70多年的时间内，秦国与六国发生大小战争上百次。秦国的三世四君把中原六国攻得支离破碎，斩首百万，使中原六国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到了昭王的孙子秦王政时，六国已经奄奄一息了。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力，要支撑上百年的统一战争是不可想象的，而秦国强大国力的获得完全来自于商鞅变法的成功。因此，秦始皇能在十年内统一中国，完全可以说是拣商鞅留下的大便宜。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开天辟地的所谓改制中，除了“皇帝”一词是秦始皇首创外，其他基本上都是商鞅变法条文的延续和完善。可是商鞅留下的是一份良莠难分的政治遗产，严刑酷法成为秦帝国发展强大的助推器，也将之送向飞速崩溃的悬崖深渊。诚所谓“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盐铁论·非鞅》）。商鞅尽管学富五车，高瞻远瞩，但他毕竟是通过激烈的铁血手腕推行改革、达到成功的。商鞅最后惨遭酷刑，正是这种铁腕政治推行的结局，也说明此种政治的酷烈无情。而长期受商鞅思想的浸淫影响，这种一味崇尚“力术”的染毒的文化已经深深主宰了秦国统治者的神经，
立法者一旦可以为了功利目的而不顾及社会的正常要求，法就可能成为统治者手中随意挥舞的大棒。商鞅把后世君主引向了一条明显的歧途。当统治者不关心国家的功利目标时，便弃法而不用；而要实现不可告人的私人目的时，便可能拿法这个工具来为自己泄愤报复。好大喜功的秦始皇在个人权力空前膨胀之下，更是任意滥用刑罚、妄杀无辜。正因有了商鞅的“法”理支撑，秦始皇才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作为国家最高的立法者，口含天宪，言出法随，天子立言即是立法，正君就是正法。他将为自己求取仙药的侯生、卢生随意冠以“诽谤”之名，大行坑儒而创“妖言”罪；为应“游徙吉”之卦，不惜大动干戈“迁北河榆中三万家”；为一桩荒唐的陨石案，竟然下令“尽取石旁居人诛之”。法已彻底沦为秦始皇手里的玩物，他的个人意志成为至高无上的准则。他既可随便定制以范天下，自己又完全可以不顾法的规定为所欲为。
而到了秦二世胡亥时代，法律的规范作用已完全不适用于皇帝。相反，它成了皇帝“赐志广欲”、“独行恣雎之心”的如意大棒。这种大棒借助于政权的力量向社会与民众打来，打得越重，社会同政权之间的矛盾便越尖锐。如果说法在商鞅和秦孝公手里是富国强兵的工具，那么，孝公的子孙们在秦统一天下之后把法变成了自掘坟墓的工具。秦朝末年，反秦力量的积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秦的******的“酷法”压挤出来的。
基于此，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以法治国本来是件好事，但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总结秦亡的教训后普遍提醒当世统治者，社会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反而多是法律日益发达严密的结果，强调专制者灭亡的原因不是没有重视法律，而恰好是一味依靠法律所致。如汉代的董仲舒就说：“今天如果汉承继秦的统治方式，如同朽木粪土一样不可救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一年全国发生的案件就高达万千计，如果继续坚持严刑峻法，则无异于以汤止沸，只会越搞越糟糕”（《汉书》卷二十二）。这种对于法律体系过于缜密发达持严厉批评态度的态度还有很多人，比如杜甫说：“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而中唐名相权德舆在元和六年三月回答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