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循循善诱地给秦孝公上课说，作为一国之君，同样也是凡夫俗子，并不是在德行、智慧、勇力方面都比凡人高出许多倍的超人。老百姓虽然聪明而且人数众多，但为什么他们却不敢和君主您作对呢？那就是因为“权制断于君则威”，只要手操权柄，以“法”治国，老百姓就只有听天由命、赏罚由人的份了！
为了把每个老百姓都是关进他设计的“铁笼”，他制定最残酷的“什伍连坐法”规定：“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就等于是把“告奸”制度化、严密化。而这种制度是建立在里保户籍制基础上的。户籍制从商鞅开始，一直沿用到今天。有了户籍制，秦国百姓就都在国家的严密监视之下。商鞅的思路是，只要是人，就是坏的。他们在心中藏了很多秘密。这些秘密对国家是危险的，国王和他都不是神，不可能知道这些人的秘密，所以，必须要有告密者。于是，商鞅把告密写进国家法律，并特别提倡亲人之间的“告奸”。
在今人的理解中，“奸”是一些坏事，比如杀人越货、贪污腐化这种被人类道德和法律所公认之奸，这些“奸”是必须要告的，不告才是不道德。秦国每个百姓都有这种义务，但是，商鞅所谓的“奸”却不是这样。
这里的“奸”不仅指杀人、盗窃等严重触犯秦律的罪犯，而且指擅自移徙、不事耕战、以其他手段谋取生存的人。有人认为酷刑太重，这是事实。如果有人告密，商鞅就会将说这话的人处以更严厉的刑罚。也就是说，商鞅所谓的“奸”是完全跟君主和统治阶层的利益相抵触的。秦国的百姓要是碰到这种奸人奸事，就有互相告发的义务。如果你知道“奸”而不告发，有人告发了这件事，你也要受到处罚。所以，整个秦国上下就成了一个告密集中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告密，可你不告密，有人抢在你前面告，你就要倒霉了。
为了生存，每个百姓必须要拿出十二分的精神来探听“奸”人“奸”事，包括自己的亲人。而你一旦告密，你得到的奖赏将是一个农夫十年劳动才能赚得来的钱，而且还有别的好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做妻子的告发了丈夫，那么妻子的财产可以不被没收，只没收老公的财产。连夫妻之间的财产也分开计算，并用以鼓励告密，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一大空前绝后的发明了。
在告密法实施不久后，秦国的民风就变得非常古怪了。父子见面，如果没有什么事情从来都不说话；婆婆和媳妇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媳妇可以对婆婆大声叫骂。所有人都像防贼似的防着自己身边的人，包括亲人。
总之，用西汉贾谊的话来讲，秦国已经成了一个无礼无仁的国家。也正是这样一个无礼无仁的国家通过告密这一手段达到了“全民自治”。商鞅把全国变成了一座戒备森严的“思想监狱”，而自己则成为手执鞭子严酷驱打人民的君王家奴。在这种变法思想指导下，秦国全国上下成了一架运转井然的机器，成为步伐整齐、服色一致的集中营。
商鞅播下独裁专制的恶性肿瘤
如果不是秦国那场变法奠定了秦统一中国的基础，那中国社会发展这艘航船可能驶向另一个港湾。而商鞅思想中的先天性缺陷，导致了一个帝国速兴骤亡，并给后世遗传下难以清除的封建余毒。一部几千年来秘而不宣的《商君书》，就是解读商鞅思想秘密的全部答案。
我读这本薄薄的《商君书》，自始至终一身冷汗。许多地方恍然如昨，似曾相识，更令人胆寒后怕。其集法家丑陋和阴损之大成，所创空前绝后的“严刑峻法”，读了让人不寒而栗！《商君书》这种皇帝的枕边书，西方人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杜撰出来，这就是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臭名昭著的《君主论》（1513）。不过，马基雅维利的“智慧”显然比不上商鞅。马氏不过强调君主应该抛弃道德上的考量，用冷酷和阴谋治国。无论是歹毒程度和阴损力度，《君主论》都远远不及《商君书》。
不幸的是，马基雅维利的倒行逆施谬论一出笼，就受到广泛的谴责。马基雅维利本人也被指为魔鬼的化身，他的名字甚至成了欺骗和阴谋的同义词。马基雅维利除了拥有拿破仑、希特勒和斯大林等几个粉丝，在欧洲根本没有市场。而《商君书》在中国统治者中几千年来长盛不衰，对于中国帝王们来说，是最伟大的发明；对民众来说，则是中国人噩梦的开始。
《商君书》祸害最深的，还得说是治国之术，而其治国之术的核心一是毁商，二是弱民。
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必须采用单一的重刑手段，而单一手段的直接对象只能是活生生的、复杂的人。因此只有当“人”被“成功”地单一化，都成为职业、思想、要求等十分“单一”的“人”之后，单一的手段才更为有效，单一的目标方能迅速实现。
商鞅认为国有“五害”，分别是儒家学者、商贾、隐士、手工业者和勇士，在《农战》一文中，他毫不客气地说，“把这些人赶走，敌人不敢来，来了也会被打败。去讨伐别国，一定能战胜，不去讨伐，则一定能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