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1月21日，亲手参与发明断头台并亲自批准用它执行死刑的法王路易十六，在巴黎协和广场被送上断头台。巴黎人民万众沸腾的山呼海啸至今犹在耳边：“国王的血不是人血。死刑！死刑！”
不幸的是，雅典人就施行了这种多数人的****”。证明雅典民主缺陷最显著的例子是“陶片放逐法”。该法律规定每年雅典可放逐一名政治家，由公民大会投票决定，因选票为碎陶片而得名（后选票改用贝壳，所以亦称“贝壳放逐法”）。投票者只需刻上政治家名字，无需任何罪行，也无需任何证据，只要该政治家得票超过6000，即遭放逐10年。雅典名将阿里斯泰德是马拉松战役的指挥官，战功显赫，曾担任首席执政官，素以“公正者”著称，公元前483年经公民大会投票遭放逐！据说投票时有个文盲农民把陶片递给正好坐他旁边的阿里斯泰德代为刻字。阿里斯泰德大奇曰：“您都不认识他，为何赞成放逐？”农民答曰：“经常听人歌颂他为‘公正者’，很烦人，干脆放逐了算了。”
这就是雅典的“人民统治”，近乎独裁的力量！
苏格拉底之死，是独立自由的“人”面对集体的“人民”之生。人，终于看到他诞生以来的第一个真理，也是最后一个真理：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说：
“如果你们指望用死刑来制止大家公开谴责你们的错误生活方式，那你们就错了。这种逃避方式既不可能又不可信。尽善易行的办法不是堵住别人的嘴，而是尽力向善。这是我对投票判我有罪者的最后告诫。”
苏格拉底成为全世界第一个为言论自由和法律尊严自愿奉献生命的圣哲。
他虽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有一点我们恐怕很难否定，那就是，这种源于苏格拉底并贯穿整个西方文明史的民主思想，对推动人类思想的进步和政治制度的完善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而反观同一时期商鞅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他和苏格拉底的精神距离何止以道里计，简直就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当苏格拉底致力于启发民智，助产思想时，商鞅则终生致力于巩固维护君主专制，为此不惜闭塞视听，愚弄人民。
为专制君主鸣锣开道
自古驱民在诚信，
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
商鞅能令政必行。
也许是惺惺相惜的缘故，作为我国古代与商鞅、张居正齐名的三大改革家之一的北宋王安石先生，曾经满怀豪情地写下了这首《咏商鞅诗》，不仅高度赞扬了商鞅对百姓以“诚信为本”推行改革，使秦国令行禁止，走向富强的贡献，也表达了自身对“熙宁新政”的期许。
和王安石一样，当代中国学术界对2000多年前发生在秦国的那场商鞅变法基本上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如郭沫若在其著名的《十批判书》中曾说“秦王政后来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是由商鞅变法的后果”，并说商鞅是一位“重实际的政治家”；当今学者也大多称赞商鞅“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家之一”。但商鞅的坏名声似乎也不分伯仲，后世将他归为法家，长期被视为“异端”。在知识阶层，甚至以谈论商鞅为耻，宋代的苏轼就声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甚至讲出这个人的名字都是脏了口舌、写出这个人的名字则是污了纸张——“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
战国时期作为中国社会的早期童年，是国家形成的前夜。商鞅作为诸多受雇于争霸诸侯的文人中最突出的代表，在这段最富激情的历史时期用自己的生命趟出了改革的地雷阵，为秦始皇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我本人也不否认在那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商鞅所作出的重大而特殊的贡献。尽管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都深受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制，但相较于苏格拉底留给后世丰厚深邃的正面形像，商鞅留给后人的为何却是那么多的争辩与思索？
商鞅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残酷和严厉的一种，是一次激进的国家主义试验，在经济模式上则体现为“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在商鞅看来，打仗是第一要义，战争是让国家强大和稳定的最好办法，这是检验变法成功的唯一标准。他认为治国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的状态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怯和民愚，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很显然，商鞅把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国家兵源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在这种高压政策下，每个秦国人都被变成了国家的工具，宛若后世出土的那些兵马俑，人人面无表情而无比强悍。所以，在先秦典籍里屡次说到秦国是“虎狼之国”。
变法要达到的目的和使用的手段，原本应该是认真区别的首要问题。一般说来，开启民智、富国强兵才是变法的最终目的，所使用的手段也必须围绕这一目的而展开，可商鞅实行的却是棍棒下的变法。他把二者割裂开来，通过种种愚民措施，以高压手段达到尊君强兵目的。
韩非子说，要剪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