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余悸不安。败给斯巴达后，雅典城需要一个内部敌人，确切地说，雅城需要一个替罪羊来承担失败的责任。僭主统治虽然已经被民众推翻，但雅典城的公众仍然沦陷在不安、怀疑、躁动的情绪中。公民大会变得容易冲动，容易为偶然的原因而改变意见，出尔反尔，又固执己见；自以为是，又朝秦暮楚。
时局的动荡、社会的腐败，目睹城邦由盛及衰的堕落过程，使苏格拉底痛心疾首。他像马虻一样四处飞翔，想哲醒这匹昏睡中的纯种马。然而事与愿违，己经病入膏育、失去理智的雅典制度不敢承受舆论的尖锐刺激，力图去制止一切所谓蛊惑人心的言论。一些为名誉地位考虑的执政者利用了这一制度的致命弱点。富人和贵族操纵了民主制。他们和善于传授诡辩术的异邦人勾结，左右普通民众的思维，雅典民主的保护墙轰然坍塌。他们利用混乱的社会状态迎合着当时的社会恶俗，以如簧巧舌误导着人们的价值取向，他们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使城邦的道德生活更加混乱。
生活在这样一个道德没落的时代，苏格拉底挺身而出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了。他把雅典的战败和衰落主要归根于雅典人心灵的败坏，认为雅典人对自身的智慧和民主制度充满了无知的盲信，多数民众形成的意志成为政治生活的最高主宰。民主制度因无法约束欲望的恣意放纵，已沦为公民满足私欲和野心的工具。苏格拉底认为要拯救雅典，就要从拯救雅典人的心灵开始。他要求每一个公民在关注自己的人身和财产的时候，要去关注美德。在伯利克里逝世前不久，苏格拉底开始借神喻讽喻人们知道自己的无知，向抽签的民主方法发动进攻。而伯利克里逝世以后，雅典的民主制已经名存实亡的时候了。苏格拉底变成了可悲的堂吉诃德，他刺向堕落的雅典民主制的长矛，最终飞向了自己。
公元前339年，苏格拉底被他一生拥护的民主制判处死刑。陪审员的愤怒消灭了苏格拉底的肉体。雅典公民胜利了，雅典法律失败了。这一判决残酷地剥夺了个人追求真理的自由，彻底埋葬了苏格拉底倡导的人文精神。于是，历史留下无尽的讽刺：30僭主恨苏格拉底入骨，但不敢杀他，雅典民主派却以绝对公平的陪审团，通过真正民主的程序，杀死了苏格拉底。
这是雅典民主制度永远无法洗刷的污点。对于这个悲惨的结局，一位学者仅用简短一句话解释：“因为苏格拉底向雅典人传授的知识太快了，超过了当时人们的理解能力”。所以，公众认为苏格拉底败坏青年，必须处死这样的颠覆者。连与他交游甚广的朋友、被恩格斯称为“喜剧之父”的著名剧作家阿里斯多芬，也在其喜剧《云》里将苏格拉底刻画成一个行为怪异，专门教授诡辩术的人。在该剧的结尾，“苏格拉底”伤害的城邦公民愤怒地放火烧毁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所”，“苏格拉底”也葬身火海，残酷血腥之气令人惊讶。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大法官对再一次来到人间的耶稣说：为了政治，为了民众，我必须打压你！苏格拉底重复的正是这一悲剧。雅典民主政体对于政敌往往是很宽容的，但是对于思想犯却非常严厉。苏格拉底死于自己同胞，伟大的雅典公民之手。雅典人用自己的双手扼杀了自己本应引以为骄傲的思想巨子。他们以自己的民主制度特有的五百人陪审团投票表决的方式，以过半约30票的结果宣布这位天才的死刑。
审判的过程和程序就体现了民主的精神，尽管这种民主是畸形的民主。这不是专制制度下少数人的阴谋和泄私愤的结果，而是经过三人公诉，当庭公开辩论乃至投票表决的全部正当法律程序。很难说五百人的陪审团成员都是心怀叵测的小人，他们之所以赞成处死苏格拉底，是出于保护雅典的纯洁和民主制的荣誉。而同样热爱自己的母邦、不愿意离她而去的苏格拉底则从另一种角度试图维护雅典的荣誉。
当少数人的天才思想一时还不能为社会多数人接受时，多数人的决议很可能变成“多数人的****”，苏格拉底之死留给后人最深刻的一个教训就是：不能用人数的多寡来决定纯属思想和学术领域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说，个体只有在属于雅典时，其存在才有意义。不属于雅典的个体非鬼即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高于一切，为此可以牺牲任何“人”。而现代民主政治中享有政治主权的是“人”，而非“人民”，“人”虽从属“人民”，但同时享有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和独立。民主的要义不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在于多数保护少数。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断言：“人民易行专横残暴”，而且“多数人永远并毫无例外地剥夺少数人的权利”。这位《独立宣言》的共同起草人认为，所有的政体中，民主政体最容易发生混乱。
“多数欺压少数”的例子比比皆是：1793年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被民选上台；1852年拿破仑第三获80%赞成票当上了皇帝；1932年4月希特勒在德国总统大选中以36.8％得票数仅次于兴登堡列第二，后被兴登堡总统委任为总理，民主程序十分完备的魏玛共和国，通过绝对民主的选举，把希特勒捧上台。最触目惊心的例子是法国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