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来，雅典民主制不断完善，至伯利克里执政时期发展到它的黄金时代。苏格拉底正是吸取了雅典制度、雅典精神的精华，形成了为真理、为荣誉、为法律、为理想而献身的坚定信念。
公平地说，在苏格拉底的心灵深处，是深深地热爱着雅典城的，要不然，他也不会为她而战并看着最好的朋友在身边阵亡。马虻的存在的目的并不是咬死马，而是通过叮咬使马奔跑保持活力，这也是苏格拉底对于雅典城与众不同的爱的表达方式。人生七十古来稀，可这位西方的孔子七老八十了火气却一点没减，他对于雅典城的激烈批评从来没有停止过。人们躲闪他只是因为他太喜欢提问和辩论了，而且许多问题直击心灵深处，是人性本能躲闪的东西。
人们对于他的提问，总是说：得了吧，苏格拉底，别再问我了，其实您什么都知道。
苏格拉底也总是对着苍穹喃喃自语：我什么都知道？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苏格拉底发誓要做只“马虻”，要刺醒雅典这匹沉睡的大马。尽管对于一匹大马来讲，一只小小的马虻的力量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但苏格拉底毫不在意，他“常出现在公共场所。他早晨总往那里去散步并进行体育锻炼；当市场上人多起来的时候，总可以看到他在那里；在别的时候，凡是有人多的地方，多半他会在那里；他常作演讲，凡喜欢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听他。”（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就是这样“苦口婆心”去唤醒人们。他认为这样与人们对话的方式可以比直接参政起到更大的效果。
苏格拉底的奇谈怪论无人反感。雅典城以宽阔的胸怀容忍着他的存在和他的批评，甚至引以为荣——因为雅典城强大的自信，甚至是傲慢的俯瞰。
可公元前399年的雅典城，时势不同了，雅典城处于一个复杂微妙的历史阶段。
“为了政治，为了民众，我必须打压你！”
公元前399年，也就是审判苏格拉底的那一年，雅典城正面临空前的政治危机。在与斯巴达的战争中，雅典城面临强大战争机器所带来的生存压力。战争期间，郊区大量的难民逃入城中，剧增的人口给城市设施和公共卫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导致瘟疫流行，这一切，都严重削弱了雅典城的实力。
更可怕的是信仰的丧失，和对雅典民主传统怀疑情绪的泛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之后，公元前411年和404年，雅典城发生的两次政变，政变者以寡头政体的方式组建了城邦新的领导体制，但他们的权力来源于暴力而不是来源于选举，他们成为一群谋权篡位的人。更要命的是，这些政变者的首领克里底亚斯和重要成员查尔米德斯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他们在夺权成功之后，曾经邀请苏格拉底加盟，一来是想借用他的知名度和号召力，二则苏格拉底对于雅典城传统的民主制度也颇有微辞，长期持嘲讽批判的态度，这让他们误以为他也反对民主政体。苏格拉底目睹显赫一时的民主制成了徒具躯壳的累赘，寡头政治的崛起带来的是血腥和暴虐，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两次僭主统治的时间都不长，有着深厚民主传统文化底蕴的雅典人民很快就推翻了他们，政变者受了审判，被处决或是流放。而苏格拉底无疑因为和几位政变者的师生关系，而从此受到雅典人的怀疑。
三十僭主的统治给雅典人留下了苦痛的记忆，尽管民主派重掌政权后宣布不加追究，但人们心中这段不堪回首的记忆是难以抹平的，加上在那一非常时期苏格拉底没有随民主派出走雅典城，这使其很容易被人们当成克里底亚斯的同党。另外，苏格拉底非常推崇斯巴达的制度（见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这一切使人们很容易将其当作民主制的敌人。尽管事实上苏格拉底十分忠于城邦和城邦的法律。
“战争是一个严厉的老师”，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使农村经济和城市工商业遭到严重的破坏，而且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处于极大的危机和混乱中。雅典政局动荡、社会混乱、精神空虚、人性堕落，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动摇。信口开河、背信弃义、利欲熏心、残忍野蛮等道德败坏的现象，成为战后雅典的主要弊病。饱经伯罗奔尼撒的战争洗礼，雅典的民主制似乎依然存在，但是在空空的架子里面上演的常常是极其不民主的闹剧。公民们随煽动家们的唇舌起舞，献祭的人群各怀鬼胎，建立在形式上的雅典民主制实质上早就风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