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地，促成了秦孝公与商鞅的君臣际遇。
时势造英雄，英雄却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如果说苏格拉底可以在宽松民主的社会环境中如闲云野鹤，来去自如，商鞅则如同一枚无法停止旋转的陀螺，在功名是非的漩涡中自身不由己地愈滑愈远。
秦国的先人曾称霸一时，那时“广地千里，天马致胙，诸侯毕贺。”到秦献公时，秦国却衰落下来。秦献公为强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镇抚边境，徒治株阳”、“修缪公之政令”，但都没有成功。秦国陷入四面楚歌之绝境，辎重耗尽，兵源匮乏，国力虚弱。秦孝公即位后，秦国危局如独木撑天，摇摇欲坠，不仅被排斥于诸侯会盟之外，而且各国对秦“戎翟遇之”，这使秦孝公感到“丑莫大焉”。六国还在山东召集大会，准备瓜分秦国。内外堪忧，秦国的生死存亡，压在一个22岁的年轻君主身上。
秦孝公清醒地认识到秦国的落后与六国亡秦之心。而魏国最先改革成功，国势骤然强大，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改革像时代的旋风一样席卷大地，“谁先上车谁先到，谁不上车谁落后”，这一切都深深地刺激着雄心勃勃的秦孝公，他发誓以变法强国，大召天下贤士，以图安邦定国之良策。为了求贤变法，秦孝公宣称，“有能出奇计强秦者”，我不仅可以给他高官厚禄，甚至可以分疆裂土与之共享。土地、口在战国时代是国君的命根子，能够把国土都拿出来作为奖品，可见秦国求治之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六国人才，纷纷如过江之鲫，争先入秦为官。
商鞅原本是卫国同君的一个庶出孙子，人称卫鞅。他从小就饱读管仲和子产的“刑名之学”，非常有学问才干，年纪轻轻时就已经成为法家思想的一代巨子了。郑良树先生在《商鞅评传》一书中说：“商鞅博学多才，兼习法、兵及杂家的学问，对社会及时局有特别敏锐的观察力和权衡力”。
在战国多变的社会局势中，象商鞅这种极其自信的才智之士，绝不会甘心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无所作为终老山野，而注定是要寻找机会影响历史的。而这位满腹经纶的青年政治家，却因为周朝宗法制规定“嫡长子继承制”，庶出的他注定永无封嗣治国之望。于是怀才不遇的卫鞅来到魏国，在魏惠王的相国公孙痤手下做了一名小官，很快就表现出他杰出的才能，深得公孙痤的赏识。公孙痤临死前，曾把卫鞅推荐给魏惠王做相，并再三叮嘱：“如果不用卫鞅，就把他杀掉，决不能让他离开魏国。”但魏惠王对公孙痤的话根本没放在心上，既没有重用卫鞅，也没有杀他。
在求职招聘之路上一再受挫的卫鞅，心情之烦闷苦恼可以相想见。正在此时，他听说西部边塞小国的秦国秦孝公求贤若渴，于是便毫不犹豫地收拾包袱直奔还极为弱小的秦国。当时盛行的宗法制在秦国社会中根植不深，使秦的国家权力系统和机制呈现出开放、灵活、竞争的特点，与东方各国形成鲜明的对照。只要愿意为秦效力，就可以在秦统治集团内担任重要角色。如春秋时的百里奚、蹇叔、白乙丙、西乞术等，这些人非但不是秦宗族，有的还出身卑微，甚至来自“野蛮”之族西戎。秦国敞开国门招纳贤才，为卫鞅大刀阔斧的改革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政治文化条件。卫鞅决心就烧秦国这个小国家的“冷灶”，投资这支不为人注意的“潜力股”。
卫鞅只身一人游遍秦国穷山恶水，深入荒村野镇，了解当地民俗民风，努力寻找秦国落后的根源，竭力暝思治秦策略。同时，他也被这朴实，坚毅的秦风深深吸引。到了秦国以后，卫鞅不惜躬身屈膝，想方设法通过孝公宠臣景监与秦孝公见了面。卫鞅先积极推销他的帝王之道，谁知话不投机，秦孝公不感兴趣，两眼微闭，昏昏欲睡。第三次会面时，卫鞅已经摸清了秦孝公急于称雄的思想，大谈富国强兵之道，他的《治秦九论》更使孝公看到了秦国的未来希望。秦孝公听得非常高兴，“不自知膝之于前席也，语数曰不厌”。两个人越谈越投机，一连谈了几天也不觉得累。于是，卫鞅得到秦孝公的赏识，开始受到重用。深谋远虑的卫鞅识破了秦孝公对赢得霸主权威的渴望，也看到了自己借权变法的曙光。两人一拍即合，立下“君臣相知，永不相负”的誓言。秦孝公拜卫鞅为相，开始了君臣二十年的大变法（史称“商鞅变法”）。
综上所述，虽然相距的时代并不遥远，但苏格拉底和商鞅却完全走的是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当苏格拉底致力于“人”本质的哲学探索和思考时，在中国，功利的时代却决定了商鞅功利的追求，而功利的秦国又为商鞅提供了实行功利政策的现实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