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天下了，他就再出来弄个官当，发点小财，过安稳日子。
让我们再次回到苏格拉底生命的最后那段时光，领略他的伟大与不凡。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苏格拉底看到监狱的后门开着，就走了出来。所有知情人都暗自为苏格拉底高兴，他们以为他终于想通了踏上逃亡之路——因为有人暗中为他办理了一切，买通看门人，准备好了逃出希腊的船只以及所有费用。然而，苏格拉底却是出来散步的，他要最后看一眼自己热爱的希腊城。然后，他安然地走回了监狱，等待即将到来的死刑。苏格拉底这只“马虻”，他咬了马，却不愿意离开马。在他的信念中，他与雅典本来就是一体的，逃亡就是失去了自己的意义和价值。
当初，法官吩咐他提出自己所认为合适的刑罚时，他非但不提，也不准朋友们代提。他说：“提出这样的处罚就是承认自己有罪。”苏格拉底是个悲剧英雄，宁愿守法而死，也不愿违法偷生。他被判处了死刑，但他却不怕死，甚至还认为在他适应的年龄死去是神恩待他、照顾他。他要用自己的牺牲来唤醒雅典公民的觉醒，用死亡为心中的城邦献祭。
尽管苏格拉底知道城邦一方的合理性，但是他更坚信自己所坚守的“真理”，因此不肯做出丝毫让步。这就构成了“刺猬式的悲剧”。“刺猬与狐狸”这种比喻源于古希腊的一句谚语：“狐狸知道许多事，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刺猬”就是那种拥有自己信念的人，其信念一元、简单、纯粹，它被“刺猬”高度自信地认同，不惜一切代价在生活的所有场合坚持和贯彻；相反，“狐狸”是那种没有一定之见的人，不轻易接受任何“信念”，随时处于摇摆、怀疑、妥协之中。苏格拉底的刺猬式悲剧早就蕴涵在他的整个一生中。由于他对自己“真正的善”的价值的信念，他处处公然驳斥他人的价值观，这自然造成了俗人的难堪。在柏拉图的各篇热闹对话中，都可以听到苏格拉底坚持的真理与凡人价值观的巨大对撞之声。“苏格拉底的审判”只不过是贯穿他一生的悲剧调子的自然高氵朝。
他以法律正义的名义，自己判处自己死刑，把生命的余烬凝成一个千古难解的死亡之谜，给后人留下了一道人文学科的“歌德巴赫猜想”。如果说，基督耶稣被审判和处决，其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从宗教意义上而言是为了完成神的使命，那么，作为一个肉体凡人的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那场审判中，刻意而决断地选择了死亡，他坦然微笑的后面，隐匿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弘扬学说而杀身成仁，还是嘲讽所谓雅典城邦民主模式的虚伪？几千年来的假说与推理，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们因为好奇而探寻他死亡的原因，也正因为探寻而发现并惊叹于他的哲学理念的先知力——如同一群寻宝者，不辞辛苦进入溶洞，根本没有宝藏存在却发现了一处史前人类文明遗迹一样。
苏格拉底为人类的思想智慧，提供了一个殉道者的崇高榜样，也为西方学术发展留了宝贵的思想方式与独立人格榜样。重读柏拉图的《申辩篇》，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辩论大义凛然，智若泉涌，读者无不为之震撼。他是为人类的尊严与道义辩护，而不是为自己的生死存亡辩护。他将人生的“死”视为“无梦的睡眠”。他一生都坚持做正义的事情，认为只有做正义的事情才是光彩的。所以他坚信：“无论如何，别人不义地把我处死，我自己是没有理由因此而自惭形秽的。因为不光彩的不是我，而是那些定我罪的人。”
苏格拉底的悲剧就此落下帷幕，柏拉图在剧终致辞：“在我们所认识的人中，他是最善良、最有智慧、最正直的人。”的确，不管人们对他的学说作何评价，都不能不承认他为后世树立了人生追求上和人格上的典范。据说在他死后，雅典人忏悔了，给他立了雕像，并且处死了美勒托，驱逐了安尼图斯。也有人指出，所谓惩处了控告者纯属捏造。不过，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让我们记住苏格拉底的遗训，关心自己的灵魂，过一个有价值的人生。
一枚无法停止旋转的陀螺
商鞅生活的时代一个“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剧烈变化时代，也是一个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兴亡的大转型时代。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大争之世”。所谓大争，就是争得全面，争得彻底，争得漫长艰苦，争得残酷无情。在几乎没有任何缓冲的铁血现实面前，全面的国家竞争变得如此赤裸裸地白热化：无能的庸才被抛弃，昏聩的国君被杀戮，名士英才成为天下争夺的瑰宝，明君英主成为最受拥戴的英雄……他们以或纤细、或壮美、或正气、或邪恶、或英雄、或平庸的个人命运奏成了这部恢宏博大的历史交响乐。
商鞅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讲求事功、追求实效的时代氛围中。群雄逐鹿、英雄辈出的历史舞台已经拉开帷幕，只等着商鞅的表演了。和战国时期其他奔走权门、待价而沽的谋臣策士一样，商鞅同样以追逐功名、实现理想为人生第一要务。而秦人轻视仁义，崇尚货利，积极进取的社会价值观，又为相时而动的商鞅提供了用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