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而言，他的事业就是他的精神，他的精神必须通过他的事业发扬光大——他如果真正热爱雅典城邦，就不容许最神圣的理想被丝毫亵渎，他因此十分自觉地走向死亡。
而商鞅的人生结局则悲凉得多。今天人们虽然歌颂商鞅的改革勇气，凭吊他对历史进程的巨大推进力，但也无不感慨他的悲剧命运。他的悲剧不是变法的失败，而是滥用酷刑，物极必反的结果。变法成功使他不能正确地看待自己，从而导致他把美的事业部分地扭曲为丑，而这些丑又反过来成为反对势力彻底撕破他美的人生的口实。
说到底，商鞅的命运悲剧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所有权臣加能臣型的改革者们共性的悲剧：王安石受贬、张居正掘坟、六君子喋血……无一不是这种悲剧的重复。其根源在于个人权力与专制君权必然的冲突：权臣必招君王忌，能臣多结周遭敌，再加上改革者自身的缺陷、改革方案的缺陷、改革实施过程中的缺陷叠加起来，往往使改革变成一场短暂狂欢的焰火，轰轰烈烈地开始，悄无声息地结束。人亡政息的大幕苍凉落下之后，唯有千古褒贬、人评说。
而如果沿着苏格拉底和商鞅生活的时代背景，追溯他们最初的人生轨迹，就会发现，他们的悲剧远远超越了个体生命，而成为国家命运的缩影。无论生如夏花怒放般壮美，还是死如秋叶飘零般无奈，都蕴藏着一种先天注定的无奈和必然。
二、一位是逃避世俗的哲人，一位是追求功名的贵族
苏格拉底和商鞅生活的时代，家国动荡，秩序混乱，中西方社会都处于震颤嬗变的大转型之中。苏格拉底和商鞅都想通过自己的政治和思想的实践，实现社会秩序的合理化。然而，由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他们的立身处世、思想行为又迥然不同：苏格拉底毕生探索灵魂，商鞅至死崇尚功利——更重要的是，他们留给后人的，是两份南辕北辙的精神遗产。
“我如果参加了政治活动的话，那我早就没命了”
苏格拉底的整个一生，都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关注灵魂、培养内在的“善”，象逃避瘟疫一样逃避财富、权力和名誉，始终过着一种贫寒而审慎的哲学生活。正是对世俗功名的淡漠，才能让他保持人格的尊严独立；而有了人格的独立，才保证了他思想的自由深邃。
苏格拉底的出身并不高贵，父亲是位石匠，母亲是位接生婆。他父亲子女很多，收入微薄。苏格拉底小的时候，长得很不起眼，凸眼珠、狮子鼻、身材笨拙。小市民夫妇对于小苏格拉底，唯一的希望是他长大了能做个具有好手艺的石匠，凭着雅典人对雕塑的偏爱，今后不愁没有饭吃。
苏格拉底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他确实成了个好石匠。据说在希腊阿克洛城的人口，有一群象征三美神的雕像便是他的杰作。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免要雕刻石块，但更多的时候干起了雕刻人的灵魂的行当。苏格拉底这样解释自己的选择：“我的母亲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只不过我是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
大隐于市的苏格拉底，一生只醉心于他的哲学。在今天所有的历史记载上，苏格拉底直接参与的政治事件少之又少。按克鲁特斯《苏格拉底，人与神话》（第164页）的说法，与苏格拉底直接相关联的主要政治事件只有四件：一是他曾三次参战；二是公元前406年作执行审判主席时反对把打了胜仗的十位将军处死；三是公元前404年“三十僭主”执政时被禁止教授修辞学；第四件就是他被处死。正如学者叶秀山先生在《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一书中的评价：“苏格拉底主要是一个文化人物，是一个哲学家，他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哲学问题并引导青年认识真理。”而柏拉图的《申辩》篇也明确记述道：苏格拉底是自觉地不参与政治的，他声称自己的天职就是研究哲学。
在后来的法庭申辩中，苏格拉底讲到自己很少参与政治的原因：一方面自己得罪的人太多，另一方面他这样说：
“我如果参加了政治活动的话，那我早就没命了，不会为你们或者为自己做出什么好事。请不要因为我说出了真相而生气，事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刚正不阿，力排众议，企图阻止本邦做出很多不公道、不合法的事情，他的生命就不会安全，不管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地方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