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故孝公卒之日，举国而攻之，东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叹曰：‘嗟乎，为政之弊，至于斯极也！’卒车裂族夷，为天下笑。斯人自杀，非人杀之也。”
商鞅如此“虐戾”而重刑，在人们心理面上投下了深深的阴影，也给他自己的命运带来死亡的凶兆。
就在秦孝公临死前不久，与商鞅当年一同在魏国作门客的好友赵良往见商鞅，指责他“刑黥师傅，残伤民以峻刑，是积怨畜祸也”、“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这样任意而为“非所以为寿也”。赵良推心置腹地告诫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劝他把仁德与刑名结合起来，不要用刑过滥过严，不要草营人命。他还警告商鞅，如果你只是一味贪图荣华富贵，而不管老百姓的死活，那么一旦秦国的国君不再信任你，那么身亡族灭就“可翘足而待”。最后还劝说提醒道，你的处境已“危若朝露”，欲想延年益寿，何不归还受封之邑，到鄙野之地去灌园种菜，过隐居生活？
面对赵良的忠告，商鞅置若罔闻，只知一往无前，不知思谋后路。他永远是一个充满自信冷傲的人。变法之初，商鞅跟甘龙辩论时说：“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一个人的操行如果出类拔萃，肯定遭到俗人的非议；一个人如果有独特的见解，肯定遭到俗人的诋毁。这话虽然说是打消秦孝公变法的顾虑，但是也不难看出商鞅以“高人，独知之虑者”自诩。在他的眼里，众多的百姓和百官只是变法的操作机器、木偶，他才是操作人。
不少人中豪杰的内心很孤傲、冷峻。他们站在众人所不能及的高峰上，既蔑视周边的一切，又希望周边的人物重视他、力捧他。所以，这种人，很难讨好他，却很容易伤害他。变法开始后，有上千的秦国人反映变法不便；十年后，秦国大治，这些人又跑来为变法唱赞歌。商鞅却说：都是些扰乱教化的刁民，充军边疆。这折射了商鞅的孤傲心理：我所做的肯定是对的，是好的，用不着评价我。
天崩地陷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38），孝公患重病，自知不起，乃召商鞅至病榻前，打算把君位让给商鞅，商鞅不敢接受。不久，孝公驾崩，太子驷即位，史称秦惠王。新君即位后，商鞅自知形势危急，当即辞去官职，告老还乡，企图离开政坛，摆脱危局。但变法有方的商鞅此时却表现出政治上的幼稚天真：在严酷的专制政体下，挪动一把椅子还要流血，何况你商鞅搅起的是一场漫天风暴？玩政治不是玩过家家，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公元前338年春，秦孝公死，厄运如赵良所料降临在商鞅头上。对于秦惠王而言，商鞅的治国思想他已悉数掌握，秦国的改革工作已到了“狡兔尽走狗烹”的时候了。那么报当年“一箭之仇”便是自然之事。在他的两位教师的策划下，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先按照商鞅的鼓励告密之法检举商鞅谋反，迫使商鞅出逃，最后被逼无奈拿鸡蛋碰石头，仓惶之中举兵谋反，最后落得个鱼死网破，正好坐实了自己的罪名。他逃命之时，到处碰壁，可见其平日为政之失人心。无谋反之心却有谋反之实的商鞅，被秦惠文王名正言顺地处以车裂之刑，而且按照“连座法”，他的家人九族，无论男女老幼无一幸免——而秦惠文王所用之刑法，没有一条不是商鞅亲自制订的。昔日权倾一时杀人如麻的秦宰相，就这样用自己制订的最残酷的刑罚，葬送了一世英名和荣华富贵。而更可悲的是，商鞅虽然惨遭车裂，灭族无姓，而竟至“秦人不怜”。
奇怪的是，商鞅虽然被害，但“秦法未败也”（《韩非子．定法》）。秦惠王不但没有废除商鞅生前所制定的变法方案，反而踏着他未干的血迹，果断清除所有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将商鞅之法立为万世国法。秦自孝公以后成为法家的天下，以推行商法为代表的法家主宰了秦国的政治。秦惠文王果然很聪明，他深知商鞅变法已经使秦国国富兵强，他比他的父亲更需要商鞅的变法精神。所以他虽然车裂了商鞅的肉体，却决不会车裂商鞅的思想，相反他更要用商鞅的变法维新来实现霸业。无论谁继承王位，都会维护新法，因为维护新法就是维护自己，就是维护家天下利益。这样，商鞅下出最后一步大棋，就是以一己之生命赌秦国万世之强盛，赌赢氏家族之万代兴旺。司马迁在其名著《史记·秦本纪》中写商鞅之死是：“……因以为反，而卒车裂以徇秦国”，道出了他“身败名裂”的真实原因。“以徇秦国”，用语千斤。他是为维护其变法事业为秦国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的。
于是乎，荒唐的悖论同时出现了：苏格拉底为了祖国追求真善美的理想，而他的祖国则用死刑酬答了他的贡献，成全了他的哲学；而秦惠文王用商鞅法典中最严酷的车裂之刑来制裁商鞅，也正是对商鞅变法思想的认可与肯定。
历史上，思想家往往失意，政治活动家亦常以身殉法。苏格拉底和商鞅的死都是悲剧。悲剧在于冲突双方都有存在的理由，又不可调和。于是苏格拉底用自己的身躯托负起这个伟大的冲突，托负起自由人格的责任与使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