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此奇想，实为世所罕见。读者不妨想一下，一部二十四史，真正有几位帝王做到了“天下为公”，为了强国富民不惜将江山拱手让人？如果《三国演义》虚构出曹操遗诏要杀曹丕，以防止曹丕推翻汉献帝，如何？刘备算是宅心仁厚吧？其永安托孤时那句高深莫测模棱两可的“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仍然是封建帝王以退为进的权谋心术，敲山震虎的背后只是为了逼迫诸葛亮发下重誓，让他为刘家江山更加忠诚地效命终生，更何况在虎狼四顾、争权夺利的战国乱世，秦孝公这样一位雄心勃勃的极权君王，如何甘心把赢氏江山交给一位听命于己的臣下？
秦孝公变法动因何在？强国的确是阶段性目标。但归根到底，还是秦孝公实现其个人利益最大化——更牢固的家天下。变法是“用”，王室利益才是“本”。秦孝公怎么会为了“护法”这个“用”而杀自己亲儿子，而丟了这个“本”？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如果说商鞅大公无私大致不差，秦孝公不为子孙谋就不可思议了。
“每个人只为自己效忠，看谁在最后成功，染红整个天空，成全了谁的梦”，这首香港著名的词作家林夕创作的歌词《英雄》，正是对苏格拉底和商鞅最终命运的深切追问。说到底，苏格拉底是为理想信念而死，商鞅最终却是为一家一姓的利益争斗而死。苏格拉底可以向死而生，商鞅却注定了不得不死。一位结怨天下、连新君王位都威胁到了的权臣，岂能不招疑忌怨恨？
秦孝公赢渠梁死后，太子赢骊继位。他不再因袭诸候国君的“公、侯”之称，而改称“秦惠文王”——可在周朝的礼制中，只有天子可以称“王”，诸侯只能称“公、侯”。赢骊敢于公然称王，可见这位连周天子也不放在眼里的后起之秀，内心何等狂野不驯。当他感到自己的翅膀已经长硬，有力量向旧有的宗法制度宣战时，原本立下盖世之功的商鞅，反而一下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了。新国君为什么要急于杀掉变法功臣商鞅？这就是中国专制历史上任何阶段任何人都超越不了的两个铁律：“功高震主，兔死狗烹”、“一朝天子一朝臣”。
经过一番努力，商鞅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而最大收益者无疑是秦国的嬴氏王族，至于改革的代价则需要另外有人买单，因为任何社会实践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商鞅废除井田、奖励耕战等改革措施触犯了贵族阶层的垄断特权，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积累的矛盾日益增加。当他想激流勇退时，无奈已经身不由己。秦孝公一死，商鞅就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当他看到形势蹊跷，提出告老还乡时，可惜下楼的楼梯已经被人无情抽掉了。先前饱受打击镇压的保守派们派出公子虔为代表向秦惠文王进言：
“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雔仇也，愿大王图之。”（《战国策．秦策一》）
这段极富煽动色彩的诛心之论，可谓一箭穿心，正中新君下怀。
秦惠文王对这个刻薄寡恩、又有震主之威的大臣早就生出疑忌之心了。而改革急先锋商鞅却只顾国君权益，不顾官民权利，在本阶级内部四面出击，树敌过多，从不善于团结人、争取人，不善于化解矛盾，得罪了不少人。如今来个兔死狗烹，正好体现新君嬴泗顺应人心，为众人解恨的“英明伟大”。再说，诿罪于商鞅，也正好缓解了众人对新法的种种不满，使已经压到极点的社会弹簧能有所松动，大大有利于“社会稳定”。这种做派，很象后世唐代武则天用酷吏周兴、来俊臣大兴寃狱剪除异己，达到目标后再杀掉他们为众人解恨，換来一片感恩叫好之声的情形一样。
只是可怜一代英豪商鞅，自认为忠心耿耿，无私者无畏，却不知道改革会有阵痛，成名必须付出代价，再伟大的战士也需要后援。等到他的大后台老板秦孝公一死，上无本阶级的援助，下无人民群众的支持，立即陷入绝境。
秦惠文王之所以要杀商鞅，还有一个众所周知，但却摆不上桌面的理由。
当变法进入高氵朝之时，守旧势力总代表公子虔、公孙贾故意怂恿年幼的太子驷（即位前的秦惠王）犯法，给商鞅制造麻烦。商鞅不畏亲贵，凛然向孝公进言：“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师。”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狠狠打击了守旧派的嚣张气焰。板子虽然打在了自己的老师身上，可太子内心的难堪可想而知。反对势力虽一时被压了下去，但他们对商鞅的怨恨越来越深。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公子虔复犯约”，商鞅依法把他的鼻子割了。此人从此闭门不出长达8年之久，对商鞅恨之入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