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家的义务，它的价值远远高于个人的生命。苏格拉底觉得自己不能违背和国家之间的这种神圣契约，因此，他毅然选择死亡。
在狱中等待死刑的一个月时间里，苏格拉底生活得非常平静而愉快，与平时没有任何不同。在生命的最后时日，他还突发了文艺的兴趣，把伊索寓言改写成韵文，写了一首阿波罗颂诗。许多富裕朋友还想悄悄出资帮助他逃亡，均被一一拒绝，他反问道：“你们是否知道有什么死亡不会降临的地方？”他是怀着快乐的心情迎接死亡的。人们常把天鹅的绝唱解释为悲歌，苏格拉底的临终关于守法意义的谈话正是一曲天鹅的绝唱。他要用最后一次行动来实践对真理和正义的维护，来证明诠释善和美德的意义。
相比于苏格拉底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信仰的虔诚，所谓法律在商鞅这样的政治家眼中就太轻飘了。
在苏格拉底舍身求仁的六十年后，东方的商鞅则在生命面临威胁时，毅然决然放弃自己创造的制度而保全生命。法律也好制度也好，都是为己所用的手段，并不是什么社会理想。因为在商鞅心中，法治的本质其实还是人治。比如他再三强调法律具有普遍适用的平等性，刑罚不分贵贱等级。但是当太子犯法，他又找出各种理由为太子开脱，说：“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结果让最多承担一定连带责任的公子虔、公孙贾承担了全部责任，而真正的凶手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他在在阐述“壹刑”时也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这里的界定就没有把君主、王侯包括在内，而是对于卿相将军等王室以外的人才适用“壹刑”，难怪太子可以逍遥法外。
商靹并没能使秦国摆脱人治的桎梏，走上唯法是从的轨道。相反，他的执法理念率先开启了有法不依、法随人意的恶例。从此在中国古代，“法”就专指法家的刑名法术，是专门用来对付老百姓的“治术”。专制社会的司法从来不是独立的，守法只是针对百姓而言的单方“义务”。封建传统不是取消官僚集团的特权，而是将特权制度化、法律化，冠以合法的名义，例如“八议制度”、“上请制度”、“官当制度”等，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公民内心对法律的认同是其接受法律的内因。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那么商鞅到底创造了一套怎样的制度，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抛弃这一制度，不顾一切地踏上逃亡之路呢？
电视剧《大秦帝国》中的“圣人”商鞅
在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大秦帝国》中，有一些匪夷所思的情节令人目瞪口呆：商鞅变法树敌太多，秦国老太后生命处于弥留之际，仍然惦记着保护商鞅今后的安全，遗命杀亲生儿子公子虔；老君秦孝公为保护商鞅的性命，要逼死其兄公子虔（公子虔装死才得以逃命）。为保险起见，秦孝公还秘密建立商南新军，准备日后事急时支持商鞅，推翻其亲生儿子新君嬴泗。这支新军既有决心又有能力拥戴商鞅夺权接位，而商鞅为了秦国的稳定发展，不肯为活命而推翻新君嬴泗，反而主动交出新军，烧毀密诏，俯首就擒护法请死……
商鞅的悲剧未路是史有明载的：新君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全城百姓争先追捕商鞅。商鞅不得已出逃魏国不成，只好举兵谋反，却力孤被擒。最后在咸阳街头被五马分尸，全家灭门。
但在电视剧里，商鞅逃窜、被擒、车裂、灭族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视死如归悲壮赴死的仁人志士形像。关于商鞅之所以被处以车裂极刑，编导千方百计表现为这是老世族疯狂报复以泄私恨所致，显然不合起码的逻辑和情理。如果一位举国拥戴的变法功臣遭此大难，如果商鞅真正在秦国深得人心拥有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那么老百姓岂能坐视不理？老谋深算的甘龙就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韪？新君秦惠王就不怕滥杀贤臣威信尽失？
事实上，如果没有商鞅，秦统一天下可能会推迟，甚至不会实现。商鞅对于此后秦国一扫六国可谓功高盖世，无人能及。然而，商鞅为何被诬告谋反，身死车裂，简直与卖国贼无异？归根结蒂，商鞅变法虽然帮助秦国富国强兵，但其本人不过是秦国变法的一枚棋子而已。变法成功，全秦国人民包括传统世袭贵族都受到了严苛的压榨和剥削。社会矛盾积聚日甚，早晚要喷发出来。正因为商鞅积怨太甚，朝野皆敌，秦惠文王才敢于丢掉这个已经完成任务的棋子。
而该剧为了表现商鞅“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高大形像，不仅设计安排太后和秦孝公大义灭亲，还浓墨重彩地渲染秦孝公为推进变法不惜“禅位”，让商鞅取新君而代之。这些情节不仅悖逆了史实，更违反了常理。根据《战国策．秦策一》的记载，秦孝公病势严重之际，萌发“欲传鞅”的念头，结果“鞅辞，不受”。这件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已难考知。其他书籍从无记载，可靠程度有多少，不得而知。远古时代虽有禅让的传统，但截止秦孝公为止，天下各国尚无让位的先例。秦孝公对商鞅的信赖虽已超越一般的君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