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柏拉图深知老师的心性，要他当场认罪并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他建议老师在第二次辩论中强调自己对于城邦的贡献，争取流放或监禁。流放是雅典城邦对于******常用的处罚方式。在此之前，曾经有许多著名的政治人物在被法庭判处流放之后，若干年后又被平反并召回担任要职，恢复名誉且重获政治权力。
讨论时，老人一言不发，若有所思。当柏拉图建议老师将最后的辩护权委托给自己时，老人断然拒绝。
柏拉图隐隐感到了某种将要发生的宿命。
马虻被激怒的巨牛扫荡而死
果然，第二次面对陪审团时，苏格拉底显得更加无所顾忌，甚至可以说是挑衅。
按雅典的惯例，被告的妻儿可以到庭恳求轻判，这种做法往往有效，完全能够影响判决。苏格拉底有妻子，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还年幼，但他坚决不让他们到庭。他不屑于此，还讽刺说：“我常见有声望的人受审时做出这种怪状，演这种可怜戏剧，他们是邦国之耻。”
他继续滔滔不绝，据理力争，最后斩钉截铁地陈述道：“法庭对于我不仅不应该进行任何判罚，相反应该宣布我是雅典城的公民英雄，并且让我在剩下的余生中，有权在市政厅免费享用一日三餐。”
陪审团中顿时发出了嘘声，有人在怒吼，有人发出了咆哮。陪审员们从未见过如此顽固嚣张的被告，他们认为苏格拉底是在蔑视法庭的威仪并考验法官们的智慧与耐心。因为在市政厅享用免费餐是一种极高的公民荣耀，只有城市的英雄、外国使节及奥林匹克冠军获得者才有资格受到在此用餐的邀请，而且还不可能是终身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完全证明了他不是一时迷途的羔羊，而是深思熟虑地、“有组织有预谋”试图摧毁城邦民主，另搞一套自己思想上的“独立王国”，而这是雅典公民们所不能接受、所恐惧的事情。于是，当苏格拉底在法庭声称得到神灵的启示时，公民们的嫉妒心受到极大的刺激；当苏格拉底不愿给自己定刑罚时，他蔑视着人民的司法权力，伤害了雅典人的精神和伦理生活。以“马虻”自居的苏格拉底，他的个体原则与城邦的普遍原则发生了严重冲突。
苏格拉底像一个老练的斗牛士，一步步引导法庭走向愤怒。而法庭也像一牛被激怒的公牛，断然给他致命的一击。在公民大会一片愤怒的吵嚷中，第二次投票结果很快出来了：360票对140票，决定对苏格拉底处以死刑。也就是说，至少有80名陪审团成员在第一次投票时认定苏格拉底无罪，而在第二次量刑时却转向同意判处他死刑。判决生效后，苏格拉底被收押进了监房。
苏格拉底主动把自己送上了死亡的祭坛。在离开法院的时刻，苏格拉底冷静地作最后的发言。他说：
“我不是因为没有尽力为自己辩护才被判罪，而是因为我没有厚颜无耻地进行表演，没有以取悦你们的方式向你们诌媚。你们习惯看到别人这样，但这种事不配我做。”
然后，他还没有忘记对审判员们最后一次行使自己特有的辛辣反讽：“我儿子长大后，如果关注钱财先于德行，没有出息而自以为有出息，请责备他们，一如我之责备你们。”
最后一个晚上，苏格拉底的一个学生克里托悄悄进入牢房见到了他，建议他越狱。因为不公正的判决是无需理会的。狱卒已经买通，逃亡路线已经安排好。他说：无论苏格拉底逃到哪一个城邦，那里的人们都会热情欢迎他的。
苏格拉底又拒绝了。这位在法庭上因为放肆才激怒陪审团的被告人，竟然认为必须尊重法庭的判决，哪怕这判决是不公正的。
整整一个晚上，克里多和老人一直在激烈地辩论。这场“恶法是否法律，在它被废止之前是否必须遵守和得到执行”的辩论直到今天还在某些大学法学院的沙龙中进行，与两千多年前讨论相似的是，谁也没办法说服谁。
为了说服老人，克里托甚至采用了激将法，他认为“拒绝挽救自己生命的行为有违美德，行为人应该感到羞耻，甚至是一种罪恶。”
苏格拉底淡淡地说：“一个人被冤枉时也不应该做坏事，尽管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举动……做坏事、以怨抱怨、以伤害对方作为自卫的手段都是不正当的”。在他讲明了应该遵守法律，不能逃亡的理由之后又补充说：“克里托，亲爱的朋友，我郑重地告诉你，我仿佛是听到了法律的话，就像我听到了神的声音一样。他们的声音在我头脑中回荡，我不能不听他们的。”（《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柏拉图对话集》）
在最后的对话中，这位伟大的导师给他的学生上了最后一课。苏格拉底决心选择赴死，因为他始终坚信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因为在古希腊，法律被视做城邦安全的基础，具有女神般的尊严。在当时一般希腊人的观念里，法律不是来自于人的制定，也不少从公民投票中产生的，而是来自于诸神。由于神就是正义，那么遵守法律就是遵守正义，也就是“守法即正义”。有良知的人首先是遵守法律的人，服从法律是公民的天职、责任，更是一种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