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说，在人与制度之间，他们都是充满悲情色彩的牺牲者。然而，牺牲的意义却有天壤之别：苏格拉底是主动牺牲，商鞅是被动殉葬；苏格拉底是开启民智的殉道者，商鞅是********下的失败者；苏格拉底主动为他热爱的制度献出了生命。商鞅呢，最后被迫让自己创立的制度夺取了性命。
归根结蒂，商鞅所为之奋斗的事业，和留下的精神遗产，远远不能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他们所走过的不同政治道路，反映出中西社会在治国路径上的殊途。尤其是作为东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的奠基者，以苏格拉底和商鞅为代表的两种精神文化形像，虽然天各一方，但他们身上彰显出来的在价值取向、人格神韵方面的迥异之处，对中西方社会日后漫长发展历程的影响，几乎具有不可逆转的决定性意义。这种精神走向上明显的差异性，预示着东西方两种政治文化注定将很快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分道扬镳。
那么，他们的生死荣辱背后，到底隐藏着两种文明体系哪些不同的区别？
一、一边是从容赴死的苏格拉底，一边是慌不择路的商鞅
苏格拉底和商鞅生活在上古中西社会的相同时代，不同国度。在中国，正是风云激荡的战国时期，原有的社会规范早已礼崩乐坏，各国变法如雨后春笋，雷霆震荡；在希腊，奴隶主民主制陷入危机，“创造自由的人没有自由，有自由的人却不创造自由”。
在这一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东西方社会都期待着一场破茧而出的新生，都渴望重建一种生机蓬勃的治国模式。在大潮汹涌、危机四伏的时代背景下，身为精英人物的苏格拉底和商鞅不甘沉寂，勇于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鞠躬尽瘁，奔走呼号。他们如同不避生死扑向光明的飞蛾，又如同勇敢逐日追求理想的夸父，凭着以身饲虎的大无畏精神，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挺身而出。他们身上的精神有着惊人的一致：矢志不渝、救国安邦；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然而在面临最后的生死考验时，一个是端坐在监狱中岿然不动的苏格拉底，另一个是函谷关前慌不择路的商鞅，他们人生的终极选择又为何如此截然不同？
苏格拉底故意激怒陪审团
被告人：苏格拉底，男，七十岁。
职业：无业（因为哲学家在当时显然并不是一个可以赖以谋生的职业）。
政治面貌：雅典市民，享有公民权。
罪名：不敬神祗和以歪理学说腐蚀青年。
兵役状况：已服。（年轻时曾为雅典城邦而战，且因为作战勇敢而受到战友的尊重。）
合议庭组成：法官数量：500名。
裁判方式：无记名投票。
裁判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公诉人：三名雅典城普通市民，主公诉人为一名鞋匠。
这场谜一般的审判从一开始，就是一次场面壮观的人民审判。
两千多年后，历史学家对于这场审判所做的评价是：在西方文明史上，除了对耶稣的审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审判，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了。耶稣以身殉教成就了自己的万世神圣，苏格拉底则以死殉道构筑了人格的永恒。
的确，说其壮观，一点也不过火，因为这场审判仅法官就有500名，是从雅典城中享有公民权的市民中通过随机方式抽选出来的，其中有贵族，有哲学家、但更多的是“漂洗羊毛的、做鞋的、盖房的、打铁的、种田的、做买卖的……”把一个哲学家——不管是不是苏格拉底——交给几百个不知哲学为何物的民众去审判，可以想像结局如何凶多吉少。
在这场审判中，法官的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没有一幢建筑所能容下所有人，特别是数量更为庞大的旁听者，因此审判是在露天剧场进行的。
公诉人也就是原告，是三名雅典城普通市民。在古希腊法律中，市民不仅可以就受侵害的个人利益提起诉讼，也可就公众利益提起公益诉讼。三名公诉人中跳在台前的是无名诗人美勒托，长一根鹰钩鼻，头发细长，胡须稀疏，一看就是个爱惹是生非的家伙。还有一个无名演说家，名叫莱康。而实际的主使者则是皮匠安尼图斯，一个活跃的政客，依靠手段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民主政权两首领之一。他的儿子是苏格拉底的热心听众，常常因此荒废皮革作坊的事情去听苏格拉底的演讲，使他十分恼火。在他政坛得势之后，苏格拉底曾挖苦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让儿子做皮匠了吧？”因此他一直怀恨在心，于是遂唆使美勒托提起诉讼。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怪诞的审判。一个人仅仅因为劝说他的同胞过更美好的生活，反而被同胞无情地送上审判台。
苏格拉底的罪名就是“不敬神祗和以歪理学说腐蚀青年”。今天看来这项罪名完全属于无稽之谈，但在当时却多少代表了一般市民的情绪。雅典市民是很保守的，只希望自己的孩子恪守本分，继承父业，过安稳日子。像苏格拉底这样整天招来一帮青年谈论哲学，不务正业，在他们眼里就已经是败坏青年了。苏格拉底处于劣势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在场的审判员们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