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做的事”！因此，狄德罗敢于高举理性旗帜站在反封建专制和宗教迷信的前列，在宣传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同时，还身体力行编写《百科全书》宣传革命和科学，以唤醒民众。即使叶卡捷琳娜这样高高在上的女皇，也无法撼动他的坚定理想和追求。在封建专制和教会迷信两大压力下，狄德罗却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
纪晓岚生活的乾隆朝正好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最高统治者驾驭局势，驱遣左右，密不透风，进一步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当时的中国，个性与自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大清朝的读书人没有自我，更谈不上个性解放。纪晓岚无论是为文还是做事，都把眼睛紧紧瞄准着那个掌握自己命运的皇帝的一言一行，唯恐自己哪里做得不合“礼法”。要保持自己的现有地位，就要绞尽脑汁摸准皇帝的性格和好恶，投其所好。比如在编写《四库全书》过程中，他经常故意在明显处弄些个错别字之类的“恰当错误”给乾隆看，让乾隆挑剔出来，满足其“圣心高远，明察秋毫”的虚骄心。用心之良苦，可见其一斑。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纪晓岚的勇气已经算是可嘉了。鲁迅就在评价他的《阅微草堂笔记》时说：“他生在乾隆年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个人。”
纪晓岚的悲剧则是封建时代所有知识分子的悲剧。
“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中国文人的最好归宿，也是他们不懈的追求。帝王既然是最好的“买家”，那么卖得好的“货主”自然春风得意，建功立业，卖得不顺的则只有哭鼻子发牢骚了。汉武帝刘彻征诏天下贤良之士，文士东方朔上书毛遂自荐，获得汉武帝赏识，令待诏公车（在指定的官署中等待任命），后被任命为常侍郎、太中大夫等官职。成为汉武帝的近臣。于是身居高位的东方朔不觉飘飘然起来，自我感觉甚为良好。向武帝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大有一展宏图之志。谁知汉武帝却视他如俳优，当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遭此冷遇的东方朔恍然大悟，写出《答客难》一文直抒胸臆发泄不平之意：
“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
东方朔的意思是说，（对于人才）抚慰他就安宁，折腾他就痛苦。尊崇他可以为将领，贬斥他可以为俘虏。提拔他可在青云之上，抑制他则在深泉之下。任用他可为老虎，不用他则为老鼠。虽然做臣子的想尽忠效力，但又怎知道进退得宜呢？
无论如何发牢骚，东方朔和纪晓岚毕竟还能奇迹般地性命无忧，并得享富贵善终，堪称中国封建文人从政的“光辉典范”。但稍作比较就会发现，东方朔之所以敢于诙谐幽默含沙射影地发泄他怀才不遇的不满情绪，还在于汉武帝时代尚有雍容牢骚的“雅量”，而到了纪晓岚的时代，别说直抒胸臆，就连托物言志说几句怪话的机会也没有了。
个中滋味，冷暖自知。《清稗类钞》中有一则纪晓岚轶事很值得回味。据说纪晓岚做翰林时，有一天起草文牍，文思枯竭，于是出屋顺着走廊散步。廊下有一个老兵正睡得香，鼾声阵阵。纪晓岚拍醒了兵士，问他睡得可好。老兵说很好。纪晓岚于是拿来一部书让他认字，老兵说不识字。纪晓岚这时若有所思地说：“人生识字就是困苦患难的开端，你不识字，真正是快乐啊。”
“人生识字忧患始”，是啊，说来容易做来难，要论述其中的要义三天也讲不完。但梁启超早就告诫国人，学术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就像一个人必须要有精神；看一个国家“文野强弱”如何，先要看该国学术思想是否发达。真正使英国强大的不是威灵顿、纳尔逊这样的军事家，而是培根、洛克这样的大思想家；为德国光耀千古的不是俾斯麦、毛奇这样的政治强人，而是康德、叔本华这样超群的哲学家。学术兴替实为关系民族精神生死的大事。而今天如果要从纪晓岚的悲剧中找出现实意义，就不要再让知识分子跪着学舌，而要让他们站着思考。这里我更愿意引用资中筠先生的几句话：
“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