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但他却始终是社会的“多余人”，一个蠢虫。无怪乎狄德罗也惊讶道：“这样的精明和这样的卑鄙在一起，这样正确的思想和这样的谬误交替着，这样一般地邪恶的感情，这样极端的堕落，却又这样罕有的坦白”。
尽管他自轻自贱，厚颜无耻，但内心并不平静：“我懂得对自己的轻视，天生我才，却一无所用，这才是一切痛苦中最残酷的痛苦。一个人到了这步田地，几乎比没有生出来还好些。”当他卑贱地取悦于权贵的时候，他甚至这样可笑地想：
“当他们收留我们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晓得我们的本性，我们自私、卑劣和背信弃义的灵魂吗？如果他们认识我们，那就很好。彼此就有了不言而喻的协约，他们将要给我们好处，而我们早晚要以恶意来报答他们对我们的恩惠。”
这种农夫和蛇似的流氓哲学，真诚和坦率简直到了令人可爱的地步，使他的丑恶甚至披上了一层马戏团小丑似的灰谐外衣。
拉摩的侄儿的人生哲学看似很达观，阅历很深厚，他玩世不恭地声称自己要作一个富有快乐的强盗，但他并不快乐，或者说内心其实有些悲凉。灵魂的悲剧造成错落的性格，堕落的性格滋长可悲的灵魂。他的玩世不恭和看透世界其实很不彻底，既不象宗教信徒那样否定现世而寄望于来世，更不是无为而治去静观其发展，而是一种赤裸裸的无赖享乐主义，带着一种深刻的人生凄凉。他说：“在最后一瞬间，我们都同样地富裕了，伯尔纳用盗窃、强夺、和使人破产的办法留下了二千七百万金币，和什么也没有留下、慈善院将给一块裹布作为他的寿衣的拉摩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在大理石下面成是在泥上下面腐烂着，你总是腐烂。”人死皆空，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一种何等的凄凉和虚无。他向“我”反问道：“你们相信有一种给所有的人造出来的同样幸福。这是多么奇怪的幻想呵？”他根本不相信任何真理，不相信人类会走向光明和进步。他的议论很容易便我们想起《浮士德》中的魔鬼和《高老头》中伏脱冷的语言来。
拉摩的侄儿厚颜无耻的自白变成了对现存制度的无情控诉，而恰恰是这种制度产生了这样的人物。他是新旧交替时期所产生的一个怪胎，是人类文化思想之树上结下的一个毒果。狄德罗以深邃的思想和高度的艺术表达能力，表现了一个可悲的震撼心灵的灵魂——他给同时代的纪晓岚，也包括今天大大小小的纪晓岚们立下一个最生动传记。对此，狄德罗这样语重心长地说：
“如果在一群人中出现了这样一个人，他会象一颗酵母一样，开始发酵，使每个人都恢复了他自然的个性的一部分。他动摇着和鼓动着人们，他令人们对他表示赞许或斥责，他使真理显示出来，他使人认识谁是善良的人。他把恶棍的假面具揭穿了；这时候有知识的人才倾听他并且学会辨别他们。”
四、狄德罗的预言并未过时
易中天的现实逻辑
狄德罗创作《拉摩的侄儿》整整两百年过去了，但正如人们惊讶于从未在任何极权国家生活过的英国人奥威尔，何以有天才般的预见和洞察创作出《一九八四》一样，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中对某些文人心理的透视和灵魂的刻画，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今天的中国文化界被人津津乐道的，是“文化名人出场费”的报价单，是“作家富豪排行榜”，是这个奖那个奖满天飞的幕后暗箱操作传言。当著名学者资中筠呼吁要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时，易中天先生颇为严肃地提出“劝君免谈陈寅恪”。问题是，没有人想让“文化名人”单独生活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之中。但是，我们扪心自问，今天还有多少人不是把金钱当作唯一衡量知识分子价值的标准？有多少人不是沦落到为权贵和资本鸣锣喝道的家奴？又有多少人还没有把公众的期待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担当进行自我放逐？鲁迅在《“题未定”草》中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照老先生的观点，今天知识分子也如果一味朝“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的方向狂奔，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不会是个战斗的“勇士”，而极有可能就是个“****大师”。
所以和易中天先生比起来，这个小伙子毕竟还是嫩了点。易先生的逻辑更加周到严密：
“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就得坚持独立立场；要想坚持独立立场，就不能附在某张‘皮’上；要想不附在某张‘皮’上，就不能太在乎意义能不能实现。但意义如果不能实现，即等于没有意义。因此，当我们决定选择和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时，就得先问自己一句：你能不能豁出去连‘意义’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