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的文化政策，频繁兴起的文字狱，已经迫使他接受了精神上的“阉割”，从此噤若寒蝉，不敢再写任何有思想价值的东西。周英杰先生进而从根本上分析：纪晓岚毕竟不是平常的“池中之物”，他的绝世聪明和旺盛的创造欲望被压抑后，必然会寻求一种新的发泄渠道，因此其肉体上的欲望往往超乎常规的发达，这就是心理学上讲的“易情效应”：
“他在被清朝的统治者“阉割”了精神和思想上的创造性，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太监”之后，便迅速地滑向了肉体上的纵欲和狂欢，竟然“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试图用这种肉体之上的狂欢，来发泄过剩的“力比多”，借以消磨豪情，转移自己内心的压抑和痛苦。”
后来我读到一些史料，发现更可悲的是，纵观乾隆一朝，学者文人流连于声色犬马，竟然是一种普遍现象。袁枚、洪亮吉都出入声色场所，而且视为理所当然。作为乾嘉时代著名代表诗人的袁枚喜声色、讲享受，筑江宁小仓山，广收女弟子，自号“随园老人”，四方名流造请无虚日，悠游快乐，追随者众。另一名家洪亮吉对此还大唱赞歌，说袁枚教会了“聪明才智之士”不辱没真性情，“功德甚大，关系甚重”。而他自己则更公开宣称“英雄好色，奸雄反倒可以不好色。英雄好色者，所谓不修小节……奸雄反可以不好色者，盖别有大志，围转不以声色为意。”其言下之意，无论是他洪亮吉还是别人，只要出于至情，好色又有何妨，多么惊世骇俗的“好色论”！
这些冠绝一时的坛领袖们，名盛而胆放，才高而手滑，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许多读书人未学其才能，先学其放荡，人心思奢，日趋堕落。正是这一流风加速了乾隆士习的颓废，导致作为社会精英的读书人犬儒心态流行，对天下兴亡不闻不问，而只知满足自己的感官享受。
纪晓岚似的悲剧在当时为何屡屡发生？这正是新旧交替之际，人心大动之时，社会观念变革的前奏。学者高翔就说：
“他们（乾嘉时代的士林领袖）的生活方式绝非仅仅为了享乐，而是源于更加深刻的道德观念的变革，源于对传统伦理说教的背叛。而纵欲倾向本身，也说明当时的知识精英们在批判旧道德的同时，尚未建立起成熟的新的道德规范。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传统与变革，自由与规范，欲望与伦常之间，尚未探寻到一种合理的连接点。”（《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和社会发展》）
真实的纪晓岚
纪晓岚所处的中国，仍然是一个闭关自守的老大帝国。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变本加厉，雍塞民智。走不出书本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萌芽，在中国专制贫瘠的瘦土上始终未能生根开花。即使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也不知道英国在哪儿，到底有多大？到处都是道德布控，天罗地网般的传统礼教不独摧残奴婢下人，甚至连统治阶级自身也不放过。诚如张宏杰先生在《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一书中总结说：
“本来，进入清朝之后，士节士气较之其他朝代已经大为降低，乾隆中期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更为松驰。乾隆朝的大臣，虽然不乏能臣，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
如果说狄德罗的身上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不畏艰难、勇于进取、为争取合法权益而不惜牺牲的精神，纪晓岚的心灵史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文人血泪史”，其间隐藏的无奈辛酸，可见当清代知识分子受到了多大的伤害摧残。
纪晓岚的思想不可能超脱于儒家范畴，他的语言和思维都是传统的“中国式”的。他不会象和坤那样欲壑难填地拼命捞钱，也不可能有狄德罗那种不平则鸣的勇气。像他这样出身寒微的汉族人，要在满族亲贵中周旋打滚，历经雍、乾、嘉三朝而不倒，可以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除了夹着尾巴做人，没有点非凡之功也注定行之不远。当时的人们就称他为“世故老人”。因为他不世故，几乎就无法善终。纪晓岚在晚年给自己撰的挽联中也写道：“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盆鱼”，这是对刀头舔血、火中取栗的日子最生动的描述。
不过他毕竟还算幸运，因为凭借自己的文学才华，他还能和乾隆诗文唱和，贡献许多富有创意、富有“生机”的拍马佳作。乾隆皇帝50岁生日时，纪晓岚趁机奉上一联：“四万里皇图，伊古以来，从无一朝一统四万里；五十年圣寿，自今而后，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这样的贺联确实“震古烁今”，足见纪晓岚的拍马手段已臻化境，神出鬼没。此处哪里有半点“腐儒”的影子，完全是一幅政坛老手形象。
可惜才华横溢的纪晓岚也就仅仅止步于此了。关于这位政坛“不倒翁”生涯的平生作为，只有《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可圈可点。而在纪晓岚的其他事迹中，则只留下了与乾隆皇帝插科打诨的“对联佳话”，竟无一篇政治上的策议与行动。除了为朝廷歌功颂德，为“盛世”********，他在政治上毫无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