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稍有个性的知识分子。如果这样的君主本身也是个文化人，那他会更加轻蔑侮辱文化人，对文化人的欺凌打压比起那些大老粗皇帝来，将更加霸道凌厉。
历代贤君雄主无不期待本朝多出名臣、功臣、忠臣，以帮助自己匡扶天下，共安江山社稷。而乾隆皇帝却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个逆反的理论：“奸臣”的出现固然并非国家之福，“名臣”太多也未见得是什么好事——“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乾隆认为，臣权的上升就意味着臣权的下降。“名臣”往往出现在国家产生危机，君主失去对国家的控制、君权有名无实之际。因此，名臣的出现意味着君主的无能和朝纲的混乱。比如对张居正这位明代的名臣，史家多认为功大于过，而他却不以为然，认为张居正只顾树立自己的威望，而把神宗皇帝抛在一边，实在是君昏臣昧，才有人敢于触忌犯上。所以乾隆早早定下了调子，严肃地声明：“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
历代以来，士人都以守护社会良心为己任，多少能够在传统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却以虎顾狠视之态，粗暴剥夺了读书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护良心之责，只给他们为稻粱谋这样一个动物性的生存任务。从那时候起，士人群体便被抽空了灵魂，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在这样的背景下，纪晓岚明白只能做乾隆的词臣、宠臣，别指望做名臣、重臣了。纪晓岚一生中两次任乡试考官，六次任会试考官，三次任礼部尚书，官儿一直做到了了“协办大学士”，表面上不可谓不“恩宠备极”，但这种官职并无重权、实权，只是大清朝廷的摆设而已。有一次乾隆派他出任都察院，因判案不力，本应受罚，乾隆却说：“这次派任的纪晓岚，本系无用腐儒，本来只不过是凑个数而已，况且他并不熟悉刑名等事务，又是近视眼……他所犯的过错情有可原。”
从此，纪晓岚摆正了自己的位置，知道了明什么“哲”才能保自己的身———像鹦鹉那样去生存。鹦鹉的生存哲学，核心内容只有一句话：主人养我为学舌。他不过是皇帝在繁忙公务之余愉悦一时、雅兴文思的器具而已。在皇帝眼里，这些高唱赞歌的文人与皇家戏台前的戏子没什么本质的不同，只要给点吃食，再给搭建个漂亮点的台子，保证就能听到他们扯着嗓子引亢高歌。而这纪晓岚也明白，自己主要的功能是为皇帝提供精神上的服务，让皇帝开心就行，而不要再幻想帮皇帝“辅政”。
既然无法“当家理政”、“参政议政”，纪晓岚便把聪明才智用于歌功颂德，溜须拍马之上，将“兼济天下”的理想转化到纵情享乐的尘世幸福上。最近无意中从过往的《文史天地》上，看到周英杰先生写的一篇十分有趣的文章《作为纵欲狂的纪晓岚》，令人咋舌。
人们只知道纪晓岚是个大文化人，却不知道他是个超乎寻常的“纵欲狂”。纪晓岚的纵欲主要表现在“食”和“色”两个方面。就“食”的一面说，他的癖好是只吃猪肉，不吃米、面，而且食量奇佳，动辄每顿吃掉上十盘猪肉。《清朝野史大观》记载说：“公（纪晓岚）平生不谷食面或偶尔食之，米则未曾上口也。饮时只猪肉十盘，熬茶一壶耳。”这哪儿象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分明就是个贪图口腹之欲的饕餮之徒！
相对于“食”的一面，纪晓岚在“色”字上面的表现，更是强烈得令人瞋目，以至于让人联想到他是不是得了性欲亢进的怪病。关于纪晓岚在这两个方面的特异表现，清人的一些笔记野史中多有记载。采蘅之的《虫鸣漫录》卷二说：
“纪文达公自言乃野怪转身，以肉为饭，无粒米入口。日御数女，五鼓如朝一次，归寓一次，午间一次，薄暮一次，临卧一次，不可缺者。此外乘兴而幸者，亦往往而有。”
孙静庵的《栖霞阁野乘》更是讲述了一个关于纪晓岚好色的精彩故事：“河间纪文达公，为一代巨儒。幼时能于夜中见物，盖其禀赋有独绝常人者。一日不御女，则肤欲裂，筋欲抽。尝以编辑《四库全书》，值宿内庭，数日未御女，两睛暴赤，颧红如火。纯庙偶见之，大惊，询问何疾，公以实对。上大笑，遂命宫女二名伴宿。编辑既竟，返宅休沐，上即以二宫女赐之。文达欣然，辄以此夸人，谓为‘奉旨纳妾’云。”
堂堂的“一代文宗”，好色程度居然到了编书期间“值宿内庭”也饥渴难耐，甚至在皇帝面前也不加掩饰，而乾隆皇帝居然也如此“体恤下情”，慷慨地把自己身边的宫女也赏赐给纪晓岚解一时之“渴”，这样的君臣传奇不知是“千古佳话”，还是令人哭笑不得的耸人奇闻？
周英杰先生层层剥茧，对此作出了颇为独到深入的分析，也可以说是对纪晓岚精神世界的深刻解剖。
他认为，作为一位才情冠绝一时的大知识分子，纪晓岚的“好肉”与“好色”，不能只简单地当成一种纯粹的个人生理现象，更多的应被理解为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沦陷”——必须到纪晓岚的精神世界的深处寻找原因，这才能切中肯綮。纪晓岚之所以没有尽心著述，写出真正可以“入棺垫枕”的大书来，明显另有隐衷。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