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诗联后面还随有一小段议论，虽然语句巅三倒四，大致可以看出是评论时政之意。按道理，这不过是一个身处下层、渴望发达的读书人，怀着“策杖天子门，驱马出关门”的梦想，期冀“片言可致卿相”，卖弄文笔、哗众取宠罢了。谁知这个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地方官将此案汇报给皇帝后，乾隆勃然大怒，命令将他“立毙杖下，俾愚众知其所炯戒”。这是有清一代将献文献策者处以死刑之首例。从此文字狱就绵绵不绝，套在底层民众脖子上的思想绳索越勒越紧。
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一朝，这种把疯子也扯进文字狱的案件，居然多达二十一起！许多疯子包括这个王肇基，只不过胡思乱想写了几句语气不通、思维混乱的诗句而已，连乾隆自己都认为“竟是疯人而已”。然而就是这些疯人，却也没有一个逃过天朝的法网。其中七起案件，疯子被凌迟处死，疯子的亲属也被连坐，或者处以斩监侯，或被赏给功臣人家为奴。另外十四起的被告从轻处理，不过即使从轻，也基本都是将其本人“斩立决”或者“立毙杖下”。
这些耸人听闻的文字狱，远远未影响到清朝的统治根基，但乾隆仍然不肯放过一人。这固然是统治者的过度防御，但背后却仍有其深层的策略考虑。对乾隆而言，这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思想戒严法。“官法如炉不自由”，让这些和朝廷作对的人死无葬身之地，把他们架在火上烤给老百姓看，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个别“思想犯”装疯卖傻，逃避法网，另一方面更可以恫吓“愚民”，杀一儆百，“务必重处，以儆其余”——你想连疯子说两句疯话都躲不过乾隆的法眼，还有什么人的小动作能够逃过老皇帝的法眼炯炯呢？
在《四库全书》纂修的15年里，发生文字狱达48次之多，几乎是整个乾隆年间文字的狱数量的一半。纪晓岚等人如履薄冰，成天提心吊胆。总纂纪晓岚、陆锡熊和总校陆费墀等人，因出差错而多次遭到呵斥、交部议处、罚赔等处分。陆锡熊甚至死于前往东北校书的途中，陆费墀则因无力负担江南三阁的修改费用而被革职，最后落得个妻离子散、郁郁而终的下场。
王彬在其主编的《清代禁书总述》的序言中写道：
“随着清人的入关，在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历史上，从顺治到乾隆，又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禁书狂潮，尤其乾隆年间的禁书运动真可以用不绝如缕来形容。这一点，在中国的禁书史上可以说是绍承秦皇而又空前绝后，无人可以相比的。禁书、笔祸、文字狱，紧紧相连，是清代禁书的最大特色。”
除了制造耸人听闻的文字狱，乾隆还严密掌控制了《四库全书》的编书路径。
《四库全书》的编成，是千百人历时十余年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真正对《四库》起作用最大的，关系最为直接的，不是别人，正是乾隆本人。他完全根据政治目的控制了《四库全书》的整个编纂路径，从编撰体例、征书标准、书目取舍无不亲自裁定，强制编纂人员遵从他的旨意。只需看看《四库总目》卷首的二十几道“圣谕”便可洞察乾隆之用心良苦。他时而踌躇满志地自诩：“稽古右文缅祖训，牖民迪世有深资”；时而大发雷霆地严饬各省督府学政，加快查缴进度；时而又从书中剔出一些违碍语句，借题发挥，下令把几万卷书重新清洗一番；甚至连抄书这一环节也不轻易放过。朝政之暇，他常常驾临四库馆进行查检，从中找出一些脱节遗漏之处。如果情节严重，还要克扣有关人员的俸禄。
为了加强审查和禁毁书籍的“领导力量”，他不但让皇八子永璇和一帮皇亲国戚入馆监督，还为四库全书馆派出和坤这样的能臣，和阿桂这样的武将。文武并重，确保无虞。
乾隆警惕的目光如芒在背。纪晓岚等人不得不痛苦地扮演着双重角色：他们一边对古代文献进行甄别采择、爬梳辑校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悄悄从事着销毁、改易文化典籍的不光彩勾当。他们在传承文化的同时，又在摧残文化，也就是秉承皇帝的旨意打着整理古书的旗号反古书，打着保存文化的旗号反文化，帮助封建统治者禁锢百姓的思想。
历代统治者还没有谁是打着“征书”的旗号毁书的。征与毁本为二途，乾隆却能合而为一，并行不悖，可谓机心太深，无所不用其极。他的手段是威逼利诱，引“书”出洞，先征后毁，“征”是为了宏奖学术，宣扬盛世；“禁”是为了党同伐异，万世稳固。乾隆的这种两面性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章太炎说，乾隆对于明代的一些遗老士人，刚开始时赠谥树表，优待有加，等到查禁毁书时一下就翻了脸，大骂他们的文章不是“狂吠”就是“悖逆”，这种前后矛盾阴晴不定的作派，归根到底还是“惧汉人之怀旧，则毁故书以窒之”，二者相违也是为了愚民之需，而老百姓最终也不得不受其愚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