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战场上的奋力拼杀之后，接下来又是连续两天两夜的追击战。当时天上下着雨，士兵们拖着疲倦的身体，深一脚浅一脚艰难而又顽强地行进，穷追不舍。苏格兰人被追赶得走投无路，被迫停下来与克伦威尔决以死战。双方拼杀了几个小时。这场战斗是对处于极度疲劳状态下的克伦威尔的士兵们的意志的考验。最终，还是克伦威尔的部队占了上风，取得了这场决定性战役的胜利，消灭了王党方面的主力，拯救了革命。
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克伦威尔的士兵由南向北，又由北向南，翻山越岭，经历了长时间的艰苦的跋，体力消耗到了极点，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能表现得如此出色，不能不令人赞叹。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连克伦威尔自己写给朋友的信中也说：“真是幸运，在供应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我们能使我们的士兵团结一致；步兵们的绝大部分是靠面包和水来维持生活。”
黄金收买的革命最不可靠
李自成和他的农民军则具有深深的小农思想的阶级局限性，不可能象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具备先进的指导思想，从坚定的革命信仰中汲取奋勇前进的动力。
克伦威尔的母亲于94岁那年去世。虽然这位老母亲并不希望儿子出将入相，还成天为他的安全提心吊胆，但对他的生活目标却表示出充分的理解。临终前她还握住儿子的手，含笑为他祝福：
“上帝作用他的光辉照耀着你，在处于逆境时抚慰你，使你能为了最崇高的上帝的光荣进行伟大的事业，拯救他的人民。我亲爱的儿子，我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晚安。”
克伦威尔虽然是一个狂热而坚定的宗教信徒，但他的信仰却是建立在深邃理性基础之上。在当时英国错综复杂的局面下，人们如何去判断什么才是上帝真正的“旨意”呢？某些清教徒声称上帝的旨意能直接展示在他们的面前，并往往将他们个人的看法假说成是“天意”。克伦威尔从不搞这一套。他在一次意在获得上帝旨意的祈祷会上说：“我并不认为我已经得到了可以代表上帝讲话的东西。”他相信有些人可能是“按上帝的精神讲话的”，但是当“神的意志和神的发现”被用作为政治活动的依据时，为了防止自我欺骗出现，人们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他说：“我们，几乎我们所有的人很容易把某些东西称为信仰，而这可能仅仅是世俗的幻想而已。”
至于克伦威尔自己，他更多地相信“天命”，而不是“神示”。既然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由上帝的旨意决定的，那么政治家们的任务就是去发现隐藏在事物内部的真正意图。因此每当遇到复杂的政治危机时，他总是宁愿多花点时间冷静地观察再作处理。这种迟缓不是优柔寡断，而是慎重的思考和判断。一旦他下了决心，他就立即如同策马扬鞭驰向战场一般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而反观李自成的信仰，却显得那么虚无飘渺。
牛金星依附李自成之后，举荐了一个叫宋献策的卜卦人。宋献策身高不满三尺，精通河洛之术，见了李自成之后，就陈上谶记，上面有“十八子主神器”六个字，意思是将来的天下必定姓“李”。李自成大喜，封他为军师。
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李自成在函谷关被官军围住，损失惨重，就连妻子女儿也都是散失，身边只剩下刘宗敏、李过、高一功等18人。
李自成的手下刘宗敏骁勇善战，本来是蓝田县的锻工，后来一直跟随李自成。他看到贼匪的势力越来越小，也想归降官兵。李自成察觉出来后，就私下里对他说：“有人说我能当天子，不料竟然一败至此。现有神明在上，我们就来卜上一卦。如若不吉利，你就砍了我的脑袋，去投奔官兵。”刘宗敏听了这话，就与李自成一同卜卦，谁知三卜三吉。刘宗敏于是痛下决心，回营杀掉两个妻子，表示跟随李自成到底，至死不变。其他人也被他煽动，一多半人杀死了妻妾。李自成把所有的军资全部烧毁，轻装上阵，成功突围。
主导李自成和起义军的，正是这种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信仰。
封建时代，正统的儒家思想是和统治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难以成为农民斗争的思想武器。而替天行道、天父下凡以及刀枪不入之类臆想中的传说，才为农民起义提供了精神力量的源泉。李自成唯一可以利用的仍然是民间信仰进行政治号召，他们的斗争因深信天命而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李自成深信“十八子，主神器”的卦辞，以建立李氏王朝为奋斗目标，他提出“三年免征”、“五年不征”、“均田免粮”的口号，看似触及到封建经济制度的根基，实则没有脱离封建王朝初建时的休养生息策略。他们的斗争方式也不外乎官逼民反、天逼人反的老套路，目的也只是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有田可耕，少交赋税。
革命的政治任务的完成依赖于创造新的政治结构，从而使权力的集中和扩大得以稳定化和制度化。共同的信仰和奋斗目标，应该是团结革命者的最强有力的精神纽带。
而在中国历史上，“大碗吃酒肉，论称分金银”，是历次农民起义的鲜明旗帜和有力号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