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利的话。朕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你可千万不要为此介怀啊！”随即又赐绢2000匹，拜李靖为尚书右仆射。
经过这一番折腾，李靖顿时感激涕零，连日来忧愁恐惧的心情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喜获重生的庆幸和感恩。李靖算是结结实实地领教了一回天子的“恩威”，叮嘱家人从此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万事不可张扬。
与李靖类似的故事也曾经发生在尉迟敬德身上。
贞观六年九月的某一天，李世民赐宴百官。正当一派喜庆祥和之时，名将尉迟敬德却因某个功勋并不高的将领，座次却排在他之上，越想越不服气，于是借酒大骂，对方不敢吭声。这时坐在尉迟敬德下面的任城王李道宗见势不妙，赶紧过来打圆场，好言劝解。没想到尉迟敬德这个粗人突然怒目圆瞪，额头上青筋暴起，猛然挥出一拳砸在了这位亲王的脸上，李道宗当场血流如注，一只眼睛差点报废。
主持宴会的太宗李世民龙颜大怒，当即站起来拂袖而去。一场好端端的宴会就这样不欢而散。
宴席散后，李世民把尉迟敬德叫到了自己面前。
此刻尉迟敬德的酒早已醒了，他满心惶恐。他跪在地上，听到唐太宗冷气扑面的声音：
“朕过去对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之事非常反感，所以总想跟你们同保富贵，让子子孙孙共享荣华、世代不绝。可是你身为朝廷命官，却屡屡触犯国法。朕到今天才知道，韩信、彭越之所以被剁成肉酱（菹醢之刑），并不是刘邦的过错。国家纲纪，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常有！你要深加反省，好自为之，免得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汗水顿时湿透了尉迟敬德的周身。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这个大半生纵横沙场的猛将一改过去的粗犷和豪放，变得谨小慎微，事事唯恐越雷池半步。
政治是聪明人之间玩的游戏。君臣双方心照不宣的境界是最高境界，双方都要按照游戏规则把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色演好。
正因为唐太宗李世民能够把这种“恩威并施”的帝王术运用得炉火纯青，从而牢牢掌控手中权力，所以才能与绝大多数元勋宿将相安无事、善始善终，而不至于像历代帝王那样，在江山到手、权力稳固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屠杀功臣，以致在历史上留下难以洗刷的污点和骂名。
可以设想，假如李自成学会了李世民这种驭人之术的哪怕十分之一，还有谁收拾不服？可事实上，李自成起义之所以和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一样散沙一盘，各怀心事，原因远没有如此简单。
五中国人的病根在于没有信仰
一个为生存而战斗，一个为发展而革命
1644年11月10日，在道宁顿城堡附近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克伦威尔和议会军统帅曼彻斯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当时，与国王查理一世的战斗正如火如荼，但掌握议会大权的长老派却开始动摇和妥协，他们总念念不忘自己是国王的臣属，期望通过谈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议会军中长老会派的将军们，有的徘徊观望动摇不定，有的敷衍拖沓，还有的甚至缴械投降。
克伦威尔坚持必须加紧进攻，不给国王的喘息之机。而为了给自己的妥协战略作辩解，曼彻斯特说：
“即使我们击溃国王九十九次，他和他的后代仍旧是国王；而如果国王击溃我们，哪怕是一次，我们全部都要绞死，我们的子孙会沦为奴隶。”
克伦威尔立即拍案而起，愤怒地反驳说：
“阁下，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何必还要起兵呢？……如果这样，那我们立马和国王讲和吧，不管那就是多么卑鄙耻辱的和平！”
在最艰难的时刻，克伦威尔砥柱中流，勇往直前，以“铁骑军”为模式，组建“新模范军”，继续奋战到底。在激烈的政治与军事斗争中，他逐渐成为议会中分离派的领导核心以及坚定代表。
如果把李自成和克伦威尔的革命坚定性作一简单比较，就会发现，中国梁山好汉式起义为何最终总是成不了气候。
农民的革命目标大多数只奔往现实的利益。这就决定了他们那种为“嘴巴”而不是为“大脑”的革命，不管口头上说得多么动听，也不可能有多么清晰坚定的理想目标。李自成也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逼反吴三桂后，李自成决意亲征。宋献策和李岩都劝他不可贸然出征，说：“皇上去于皇上不利，三桂来于三桂不利。”他执意要去。但他嘴上说打仗，心里还抱有幻想。首鼠两端。既不坚定，又有欲望。离开北京时他带了两个人，一个是吴三桂的父亲，一个是原山海关监军，吴三桂的朋友。此举说明，他还想招安吴三桂。李自成优柔，吴三桂果断，多尔衮更果断。碰撞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了。打则打，和则和。打了就不能和，和了就不能打，失了身就不要立牌坊。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过多杂乱的欲望必须克制。李自成过高的欲望使他自己给自己吹起了一个个巨大的肥皂泡，所以破灭起来才那么容易。
对于这种“嘴巴”与“大脑”革命的区别，鲁迅先生在一篇杂文中说过一段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