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牢不可破的铁律笼罩整个社会，成为不可挑战、不可更改的社会价值观念。这种天尊人卑、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的不平等关系被视为理所当然，结果注定只能实行等级森严的君权政治或者神权政治。这与同时代的克伦威尔所在的西方已经萌发的人文、民主、平等思想是完全不同的。
大顺政权在没有推倒朱明政权之前，其内部力量在大敌当前的战争岁月中，保持着高度的团结一致性。但取得暂时胜利后，它就陷入了一种迷乱的困境中：起义究竟按哪些人的意志、朝什么方向发展？到底谁才最有资格坐上义军领袖的“第一把交椅”？一方面农民军最后必然形成的专制政权要求权威和意志必须高度集中统一，另一方面原来起义中形成的平等相待的兄弟之义，不仅不能造就新的更集中的权威，反而产生了攀肘涣散力量。这使李自成进退失据，无所适从。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起义军不管提出的口号是“贵贱均田”，还是“替天行道”，在最初争夺天下时，大都以“江湖义气”为革命纽带，大家有饭同吃，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这是拢络人心的一种重要手段，必要时甚至还需要象梁山好汉那样神神鬼鬼地借助“天命”排好座次。但一旦夺取胜利后，当初的哥们义气在利益权势的诱惑面前不堪一击，如果没有崇高理想的激励和先进制度的约束，同室操戈的悲剧将不可避免地上演。
《甲申传信录》、《再生纪略》等史籍就有大顺将士对李自成当皇帝感到心中不平的记载。李自成称帝，刘宗敏很不服气，说什么“我与他同作响马，何故拜他。”这种非议之声自然会形成对李自成向封建帝王转化的阻碍力量。再加之李自成秉性宽厚，不擅权术，使他在政权组织问题上左右为难，从而引起了起义军内部新的矛盾。
原则和纪律在感情与义气面前，一下变得如此苍白。李自成对这些同生共死的兄弟很快就失去了威信和约束力。农民军既形不成领导核心，也树不起核心领袖的必要权威，最终只能导致集团分裂，各自为政，人心离散。
李自成并非没有尝试通过高官厚禄拉拢人心。在未入北京之前他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分封。但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这种滥封滥赏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直接明显的，即官兵的离心离德和战斗力的严重下降——原来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大将，变成了享受荣华富贵的公卿大臣，原来愿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刀枪来保护首领的士兵，成了无人敢管的霸王功臣。原来并肩战斗出生入死时兄弟父子般的那种感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歌舞升平中官僚与骄兵的沉沦，大臣间产生矛盾和隔阂，上下间不再令行禁止，言听计从。
据一些资料记载，李自成召集众将开会议事时，“诸贼出入宫闺，奔突禁阔，同坐同食，嘻笑嘈杂，全无统摄”，他们之间“无上下之别，极尊伪将与其兵丁皆席地并坐”，直呼李自成为“大哥”、“老李”。李自成置酒宫中，召集文臣武将聚餐敬酒时，牛金星、宋献策等文臣还算恭敬回应，但刘宗敏、李过等武将却“举手而已”，刘宗敏张口闭口只喊李自成为“大哥”，李自成也无可奈何，不敢计较。
表面看来，是李自成与部下关系融洽，民主气氛浓厚，但实质上，却完全是小农的散漫意识，缺少共同的理想，不能树立起绝对权威，而导致群龙无首。在起义军战士眼里，“刘李诸老爷不过老掌家而已”，有的甚至恶言秽语中伤李自成，说什么“我等汗血杀来天下，不是他的本事”，因而出现“时聚族殿上，谑浪笑傲，秽裹不堪”的场面。
大顺政权的领导核心，文臣牛金星，武将刘宗敏，可谓李自成的左右手。但牛金星却大树个人权势，四处拉帮结派，广结同党，凡是同乡故旧，皆得重用。李自成要刘宗敏停止夹拷百官，还不得不以“天象示警，宋军师言当省刑，宜酌放之”为借口。领导层中各行其事，李自成对各路神仙都难以形成约束。
李自成的个人权威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一切又都源于他自己本身先天存在的思想矛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