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好景不长，克伦威尔死后，斯图加特王朝复辟，查理二世卷土重来，上台执政。克伦威尔被开棺戮尸，身后悲惨。于是非议之声四起。人们指责正是因为克伦威尔生前只顾贪填个人欲壑，无所不为，用独裁摧毁了民主议会，并镇压国内的掘地派运动，出兵远征爱尔兰，不顾人民的利益，才终于导致了封建王朝的复辟。
革命历经血雨腥风之后，依然重新回到原点。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克伦威尔真是一个完全为了“向上爬”的小丑吗？
四谁是真正的革命者？
电视剧《走向共和》里，袁世凯循循善诱地开导反对他的参议员罗文时说
“背叛一个人和背叛自己的政治道德是两回事。咱们搞的是政治，跟老百姓的道德那是两码事。那些个俗人的道德观念，何足论哉！在政治圈子里，就没有个人道德，团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对咱们来说，就是国家利益。”
在袁世凯的逻辑里，政治是没有个人道德可讲的，政治允许你犯罪，但不允许你犯错。在这点上，袁世凯与克伦威尔似乎心有灵犀。翻开历史，从无数风云激荡的********中，往往会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那些个人修养良好、品德高尚的人，往往不是深谙权谋、无情无义者的对手。李自成和克伦威尔正是这样反差鲜明的一组人物。李自成淳朴宽厚，克伦威尔铁血冷酷；李自成平易待人，克伦威尔不择手段。但最终却是李自成权威破产，人心离散，一事无成。而克伦威尔则始终威望崇高，令人生畏，使自己的宏图大业得以顺利推进。
事实证明，一个领导人品质的好坏并不是决定一场运动成功的关键因素。领导人品质是决定成败的因素之一，但对斗争形势的判断、策略方针的运用更为重要。
“他甚至在猛击你肋骨的时候，还会悲泣和忏悔”
在姚雪垠的《李自成》一书写到，李自成起义，一开始就是打着为天下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阶级争取利益的旗号。在商洛山中，他向将士们铿锵有力地陈词：
“咱们走的路正，正在哪里？就正在咱们一开始就立下一个起义到底的大宗旨，非推倒明朝的江山决不罢休……咱们立志灭亡无道明朝，救民水火，就是按照这个宗旨做事。”
李自成还慷慨地表示，只要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哪怕是张献忠坐了天下，他也愿意解甲归田，做一个尧舜之民，决不会有非分之想。
而相对于李自成“以天下为己任”，视兄弟为手足，克伦威尔的一生可谓“朝三暮四”。他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为了实现他的目标，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一般来说，政治上的反复无常往往是由欺诈造成。而克伦威尔的反复无常则是公开的和显而易见的。最开始他带头要与国王签订妥协的条约，而转眼他又将国王送上断头台；一会儿他赞成共和制，一会儿又赞成组织一个具有君主制性质的政府。他在政策上的转变翻云覆雨、突如其来，以致于连他的朋友都不能原谅他。
克伦威尔在共和国成立后成为实际独裁者。他站在********的中间立场上，右边有封建王党和长老派，而他左边则是平等派等激进民主派。他在左右两方都有敌人和朋友，但随着斗争的发展，他的敌人和朋友友都走马灯似地不断变换。
1653年克伦威尔建立护国公制，以一种军事独裁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引起国内人士的广泛反对。
面对克伦威尔的武力镇压，一个著名的长老派领袖忍无可忍。他愤怒地谴责说：“你这是是违背民族意愿的。在10个人当中将有9个人会反对你！”
克伦威尔淡淡一笑，针锋相对地回答说：“那好，假如我解除了9个人的武装，而把刺刀交到第10个人的手中，难道事情还办不成吗？”
这就是克伦威尔，永远桀骜不驯，我行我素。
有一次克伦威尔请画家莱利为他画像。他说：“莱利先生，我希望你要发挥所有的才能，把我的像画得真正像我。包括把我脸上的所有粗鲁的样子，粉刺、赘疵等等一切都画上。既不必作丝毫掩饰，也不能有半点虚假，否则我一文钱也不给你！”
克伦威尔毫不留情地打击政敌，推行自己的主张，自然得罪了无数的人。1654年4月，年迈的母亲和他一道迁往白宫居住时，这位慈祥的老妇人对儿子的荣耀并不感兴趣。据说，“当她听到一声枪响时，就经常担心她儿子会被打死，她至少每天要看到他一次才放心。否则，她就很不满意。”（查尔斯.弗斯：《克伦威尔传》）
克伦威尔每天都生活在死神的阴影之中。他一生曾遭遇好几次危险的暗杀，投毒、射杀、纵火……他的对手们绞尽脑汁要置他于死地。但他通过警察系统总是对这些阴谋了解得一清二楚，暗杀者们无一例外地被一网打尽，送上了绞刑架。他将这些人轻描淡写地斥之为“无聊之辈”。
但另一方面，克伦威尔迷人的个性魅力却得到一致的公认。甚至包括他的反对者在内，都是承认克伦威尔“具有威严、崇高的风度，举止合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