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自我节制的道德模范，并不代表他能在皇权意识上超越时代。他要打倒的只是大明王朝的“坏皇帝”，而由自己来当“好皇帝”，因此称“联”道“孤”，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这就注定明代农民起义最终只能充当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祭坛上的牺牲品，李自成所进行的事业不可能使中国社会获得一个新生，而只能是（假设他们胜利的话）步入一个新的封建王朝的轮回。
许多人一定以为农民起义领袖就一定跟农民是亲兄弟，是好朋友，这其实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误导。据姚雪垠先生的研究，早在西安时，李自成已经是一幅皇帝气派了。他每三天一次到教场观察练兵，出入虽然尽量讲求朴素，也没有什么仪仗队，但皇权的标志却是必不可少的。他穿着黄衣服，头上打着黄伞，这是皇帝的特有标志。老百姓一看见黄伞，就赶快躲起来，如果躲不及，就吓得跪在街两边，深深匍匐在地，以示对“皇帝”的尊敬。和今天荧屏上胡编乱造的清宫戏一样，很多人真的以为古代皇帝可以微服私访，走街窜巷访贫问苦，比信访办主任还更有亲民之风。这种想法借用《红楼梦》里荣国府大总管赖大之母赖嬷嬷教训儿子就是：“你哪里知道那‘奴才’两字是怎么写的！”
崇祯十六年十一月间，李自成带了一万骑兵，回到米脂县重修他家的祖坟。阵势之大，令人侧目。李过先带骑兵沿路修桥修路，在米脂县北门外，把一座很好的庙改成行宫。李自成半壁江山都还没坐稳，就学起了汉高祖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他在城内大宴三天，款待家乡父老，并修建了气势磅礴的祖坟，派五百夫看守，免去相应钱粮。他向乡里的亲戚、乡邻和本族人宣布，愿意随我去做官的，跟我到长安去；愿意留在家里的，另外赏赐你们钱，于是一大批穷亲戚们欢天喜地跟他奔富贵去了。而李自成称王于西安时，立即“追尊其祖以下，加谥号，以李继迁为太祖”。
李自成等待衣锦还乡的这一天，等得太久太炽切了！李自成发动起义时就和刘宗敏曾约盟“尔我同为响马，约富贵共之。”在招降吴三桂的文告中，也提出与之“共扩皇图”。义军攻克北京前，李自成为自己拥有关中，遥控河南感到相当满足，他没有称霸天下的雄心，主动向崇祯提出“划地为界”、“解兵归诚，以大将军辅政”的条件，只是未能实现。
从他给出的这些筹码看，先是约定和同为强盗头子出身的刘宗敏共图富贵，然后是邀约吴三桂一起共享江山，其间还试图玩一回“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老把戏，主动向崇祯皇帝投怀送抱，暗递秋波，仅仅满足于“以大将军辅政”。由此足见李自成和他的追随者是推翻旧王朝的枭雄，却不是设计新国家的能手，更不具备长远的政治眼光。他们没有什么改造社会的革命目标，只不过都想乘机赶快捞上一把，好回家逍遥快活去。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入北京，推翻了明朝统治。由于他决计在“桑梓之邦”关中“建立基业”，所以攻下北京后并没有积极地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采取措施以巩固胜利，特别是对驻守在山海关的吴三桂没有采取统战政策，甚至还根本没有意识到清朝会趁火打劫，大队人马仍留驻京城，“耽乐不已，殊无斗志”。
四月十一日，在吴三桂还未与清军联手，局势仍对大顺有利的情况下，李自成的农民军却上演了一出“重金归陕”的闹剧：
“戊辰（四月十一日），自成聚刘宗敏、李过于宫中，拘银铁诸工各数千，盘敛库金及拷讯所得，并金银诸器熔之，千两为一饼，中凿一窍，贯大铁棒，凡数万饼，括骡车数千两同，装载归陕”（彭孙贻：《平寇志》）
大战在即，主帅考虑的不是整军备战，而是忙于搜括财宝，这充分证明，李自成根本就无意久居北京，他所关心的是怎样把北京的财物运到陕西去，以充实他的西安朝廷。当李自成身上的农民味儿转变成浓浓的封建君主气息，并且放纵农民军任意胡为时，老百姓便与之离心离德了。等到李自成军队向山海进发时，所过村镇，老百姓逃避一空，甚至不闻鸡犬之声。沿途不见有一个人在道旁迎接，连打听消息的老百姓也不找见一个。这之后败逃出北京时的局面更惨，山村小镇上的老百姓白天逃光，夜晚跑回来点火烧房，呐喊骚扰大顺军，还把所有的水井都填了起来，对大顺军实行坚壁清野，视若寇仇。
李自成的小农意识和乡土观念，在中国农民起义历史上并非特有。项羽说过“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明初朱元璋曾想建都于他的故乡－安徽凤阳，但由于大臣的反对，才放弃了在凤阳建都的念头，最后定都于南京。刘邦军进人咸阳后，也曾一度想在秦宫里享乐，多亏听取了樊哙和张良的苦口规劝，“乃封重宝财物府库，还军上”，才避免了走向消极享乐。
由此可见，农民军的小农意识和乡土观念也并不是完全不可克服的。只要以政治、经济、军事大局为重，清醒地认识整个形势，相应地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就可以避免一系列不必要的失误。很遗憾，大顺政权中没有张良、以及刘基那样深谋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