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将已故太仆寺少卿文翔凤之妻邓氏献于李自成。邓氏乃江南大族出身，通经史，善诗文，张以为必被宠幸。谁知可李自成大怒斥责道：“太仆有重名，汝不能庇其家，而反来行媚！”喝令推出斩首，并送邓氏归家，从此军威大振。
克伦威尔同样洁身自好，生活极为简朴。在重大的护国公就职典礼上，克伦威尔也只穿了一件普通的黑大衣。在周围人的一再劝说之下，在行使护国公职权时，克伦威尔仅在服饰上稍稍进行了改进。1642年到1648年发生在英国的内战，不仅是宗教、政治的战争，也是一场以克伦威尔为代表的清教徒与穿绸绅士之战。克伦威尔代表的清教徒崇尚服饰朴素、节俭，他们讽刺地管贵族叫“穿绸的绅士”，因为他们的服装充斥着花边、缎带，帽子上还插着羽毛。因为看不惯查理一世和保皇党把头发梳成波浪或卷筒形状，清教徒们往往剪短发，如覆盖在头顶上的碗状发型，又被称作“圆颅党”。一本讲述英国史的书中这样写道：
“查理一世是骑士党的头儿，他的脑袋小而尖，戴一顶扁扁的大帽子，留着民长的卷发，穿华丽的衣服。而圆颅党的那些人呢，总是把胡须剃得干干净净，戴高高的尖顶帽子，系白领带，穿深色外套。两派穿衣的品味都相差如此之大，所以内战是几乎不可避免的了。”
有一位保王党人的政治家曾经记录他所见到的克伦威尔：
“早上我来到议会……看见一个我素不相识的绅士正在发言。他衣着简朴，穿一身粗呢衣服，一望可知是整脚的乡村裁缝缝制的。”
令他想像不到的是，正是不修边幅的克伦威尔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为了支持他的“新模范军”，那些女缝工捐献出银顶针、厨工捐献了银汤匙，还有一位寡妇省吃俭用捐出了一支火枪和二十先令，一切都是为了清教事业的胜利。正是这个穿粗呢衣服的清教徒，把那个喜欢奇装异服的国王赶下了台。
然而，历史的荒谬正在于，伟大的动机不一定会产生伟大的效果，完美的品行也不一定成就完美的事业。按道理讲，李自成和克伦威尔这样两位严于律己、奋不顾身的英雄，理应得到人们共同的尊重。然而事与愿违，他们定格在历史上的身影，却是那么模糊复杂，毁誉难分。
是野心家，还是大英雄？
李自成还在世时，对他的非议之声就已经开始了。汤若望是给古老中国带来先进西方科技的传教士。他历经大明、大顺、大清三个朝代。但这位给整个带中国带来光明火种的西方人，显然对李自成和农民军并无好感。他认为李自成的军事才能是毫无疑问的，但他无法理解李自成对大明王朝的“不忠不义”，而且认定支配着李自成内心的主要成分，绝大多数是为了贪图尊荣富贵，和不见高尚的个人动机。因此，汤若望对李自成的“叛逆”行为进行恶毒诅咒。他对别人这样丑化描述李自成：他每次要登上御坐时，就感到头痛与四肢沉重，而不得不从宝座上滑到地下，象猴子似的蹲踞在大殿下——对于这样一个土皇帝，如此的一个地下“宝座”才是最合适的。
而对于李自成最著名的评价，莫过于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的说法：
“在过短的时期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都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
郭沫若认为李自成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进京后首领们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最后终于导致失败。
作为另一位农民出身的“齐天大圣”，毛泽东对李自成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警告夺取了江山的共产党人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自此，李自成作为骄傲自满、盛极而衰的一面镜子固定在历史的映象之中。
可怜李自成英雄一世，最终还是以反面教材而告终。他留给历史最后一个瞬间是那么惨烈，留给后人的更是绵绵无尽的叹惋悲情。
无独有偶，克伦威尔如果九泉有知，一定会和李自成同病相怜，惺惺相惜。
翻开世界人物宝典，很少有人像克伦威尔这样拥有戏剧化的人生。从清教徒乡绅到叱咤风云的军事天才，从受穷苦士兵爱戴的统帅到爱尔兰战场上的杀人魔王，从封建君主专制的坚定反对者到实行独裁统治的无冕之王，他给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留下了太多鲜明复杂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