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这两位揭竿而起的造反者。
这一年，他们都是光芒万丈的领袖，都是万众瞩目的“救星”。随之而来的革命风潮摧枯拉朽，惊天动地。李自成率领他的大顺农民军一鼓作气打进北京城，众叛亲离的崇祯皇帝在凄风苦雨之中吊死在煤山，明朝中央政权被推翻。
历史紧接着上演了惊人相似的一幕：崇祯帝自缢仅5年后，1649年1月30日下午，遥远的大西洋岛国英格兰，在克伦威尔的主导下，英国最高法庭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和国家公敌的罪名，将国王查理一世推上了断头台。倒霉的查理一世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经过议会和民众审判被处死的国王。
无论是崇祯皇帝主动将绞索套向自己的脖子，还是查理被迫将脑袋伸向人民的断头台，都如此强烈地震憾了整个世界——因为将东西方这两位大国君主送上黄泉路的掘墓人，一位原本只是安份守己的贫苦驿卒，另一位则是经营着农庄的英国乡绅。
没有人会怀疑，李自成和克伦威尔都将创造崭新的历史。
李自成最后的悲壮
历史风云的波诡云谲，变化万端，有时甚至比最复杂的舞台剧还更加玄妙。无论谁也想象不出，李自成和克伦威尔生前身后的命运，竟然会发生那样翻天覆地的逆转。三百六十六年前那个甲申之年，风云突变之迅猛，令人瞠目结舌。
翻开一部中国历史，万花筒般的1644年也许是最奇特、最不可思议的一年。
这一年，在西安、沈阳、北京、成都四地，分别有四个不同的年号：“大顺永昌元年”、“大清顺治元年”、“大明崇祯十七年”、“大西大顺元年”；
这一年，中国有四个皇帝：李自成、顺治（其实是多尔衮）、崇祯、张献忠。但是关于四方博弈的最后结果，******将军曾经在《甲申再祭》一文中打过
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
“如果把甲申年发生的一切看作是一场历史的****的话，那么不妨可以这样比喻：崇祯把房间打扫干净，李自成把床铺好，张献忠替人家宽衣解带，最后多尔衮兴冲冲地云雨巫山。”
一切都只怪胜利来得太快，以至于连李自成自己都还恍然如梦。明朝仿佛是一棵高耸入云的参天大树，李自成挥斧运斤，汗流如雨，早已砍得筋疲力尽，腰酸背痛，想不到在最后不经意的一击之间，这棵巍峨的巨树竟然轰然倒地。这实在是令他措手不及，欣喜若狂之际有点晕头转向。当他带领那帮从血泊里爬出来的泥腿子兄弟们，扛着大刀长矛雄纠纠气昂昂地挺进北京城时，无法想像他们内心汹涌着怎样的激动和不安？古往今来，多少历史教训告诉人们：把控成功有时远远比承受失败更加困难，就像正确掌控财富远比创造财富本身更重要一样。
旧社会处死犯人时，有一种死法就是把犯人饿上多日，然后给他吃驴肉卷大饼，要多少给多少。犯人饥饿多日，狼吞虎咽，终致胃涨而死。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盟军从德国集中营救出很多囚犯。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饿得像骷髅了。可悲的是，在享受盟军提供的大餐时，很多人无法自控，因为猛地一下吃得太多而不幸撑死了。
李自成带进北京城的，正是这样一帮眼睛发红的饿汉。
在亲眼目睹皇家帝室的豪华富贵，这帮起自山乡沼泽的农民义军无异于刘姥姥进大观园。在最初几天装模作样的自我约束之后，开始争先恐后极尽享乐腐化之能事，恨不得连北京城的地皮也刮去三层。
彭孙贻《平寇志》记载说，大顺军一进北京城，就忙着拷掠明官，追赃索饷，四处抄家，搜索金银。大将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拷夹百官，夹打炮烙，备极惨毒，城中恐怖气氛逐渐加重，人心惶惶。各路将领就抢占明朝百官的府第，并夺其妻子。这“占其妻子”有时甚至是“执其夫人，褫其底衣，抱之马上淫辱，以为笑乐”。
刘宗敏、李过、田见秀等整日狂歌欢宴，召集优伶、妾童各数十人，佐酒助兴，环而歌舞。高兴起来则大赏其钱，一发怒则忿而杀之。诸伶含泪而歌，有的一不小心犯“闯”字讳，立即被处斩，欢笑场一下变成恐怖的人间地狱。而文官呢？牛金星春风得意，做起了太平宰相，天天忙着率领文武百官演练李自成的“登极大典”。甚至当李自成赴山海关迎战吴三桂的时候，留守京师的牛金星依然玉带锦袍，手摇金扇，坐着八抬大轿，往来拜客，遍请同乡，俨然无事一般。
几十万将士在京城享乐，连一般的农民军战士也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充塞巷陌，以搜马搜铜为名，沿门淫掠。老百姓稍有违抗，即兵刀相向。所到之处，鸡犬不留，风声鹤唳，令人色变，搞得民怨沸腾，里巷罢市。
战争形势瞬息万变，一旦失去有利时机，必将铸成不可挽回的千古大错。当李自成以为吴三桂势必传檄而定、献关纳降时，山海关风云突变，吴三桂一怒冲冠，降而复叛。至此，李自成大梦方醒，被迫东征。而当李自成下达出征命令之时，大顺军战士已经是“俱珍宝盈橐、金钏累累满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