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竭尽心智地采用了种种预防的措施，进行“分权和制衡”，为总统权力的行使设置了障碍。
优秀的精神品质和杰出的经验才能，使制宪代表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精心地设计出一个崭新的联邦国家：国家的权力既彼此分立、又相互制约；既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防止了专制集权；既保持了中央的权威，也使地方具有更大的自治性。这一行动影响如此深远，在美国建国后的两百多年时间里，世界上平均每两个国家的政府就有一个被各种势力推翻，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府却一直延续到今天。连马克思也赞美美国是“最先产生了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
“近墨者黑，近朱者赤”。权力不是华盛顿和美国的一批开国领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奋斗的目标不是争取个人富贵尊严，而是要建成一个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华盛顿传》的作者这样总结道：
“就好像上帝所以要授给他（华盛顿）各种必需的卓越品质，是为了让他完成一项崇高的使命——领导一次伟大的革命，以便开创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纪元，创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政府。从而从他自己的话来说，为‘那一部分人类享受空前纯正的公民自由和空前巨大的公众福祉’，奠定基础。”
和华盛顿有着同样目标的追随者为数甚众。在他们看来，为了把持最高权力而处心积虑是可耻下流的。为此，华盛顿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坚决维护共和政体的精英人士。他的得力助手国务卿杰弗逊就是其中之一，他似乎对君主制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憎恶。他对华盛顿的另一个有君主政体思想倾向的得力助手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始终充满戒心，深怕汉密尔顿对华盛顿“施加”误导和影响；他还敢于当面批评华盛顿，说他的第一次就职仪式“同共和政体的朴素作风不相符合，仿佛是有意要向欧洲宫廷的仪式看齐”。
华盛顿任职期间，在内政外交上经常成为报界攻击的目标。在他六十二岁生日时国会部分议员建议休会半小时去给他祝寿，不仅遭到了另一些议员的强烈反对，而且也遭到了《国民公报》的猛烈抨击，指责这种做法是“臣民对君主的一种效忠仪式——是要树立一种有害于自由的偶像——有君主制的味道”。
在如此“严厉”的执政环境和现实政治背景下，华盛顿能任意而为吗？法律成为一切行动的准绳，他经常告诫身边人的名言是：
“先例是危险的东西，因此，政府之缰绳得由一只坚定的手执掌，而对宪法的每一次违背都必须遭到谴责，如果宪法存在什么缺陷，那就加以修正，但不能加以践踏！”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元首。正是有了高度民主权利意识的美国人民，才造就了不敢侵犯人民权利的美国元首。
孟德斯鸠说“专制国家里，法律仅仅是君主的意志而已。”由于中国皇权天然地具有垄断司法甚至超越法律的权力，所以与成文法（律条）相比，皇帝的诏令是更高的法律。中国封建社会的司法制度全屈身于皇权意志之下，而西方宪政体制中的司法享有独立崇高的地位，甚至在法庭判定之后“王者一字不能易”。这也就是为什么乾隆敢于出尔反尔，仅凭几纸诏书就可以朝令夕改，垄断权力一直到死也不松手，而华盛顿对法律的神圣敬畏有加，一旦应该交出权力时一分钟也不能多耽误的原因。
中国皇权制度自“秦制”以后两千多年的延续和影响，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来说，都远超乎我们所能想象。在两千年的时间长河里，皇权制度有效维系了中华文明的整合与成长。但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皇权制度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依赖的是一套不同于现代制度的模式，其使得中国走上了一条完全悖逆于现代世界进程的道路。因此，皇权从本质上而言全然是逆现代性的。这样当中华文明面对现代世界的逼近时，皇权就成为一种必须逾越的鸿沟。
而当中国面对现代世界百余年后，我们能否说已经彻底摆脱皇权那头怪兽的阴影了呢？用法治有效规范各种权力，依然是现代文明制度的必由之路。从他人的进步中，才能反思我们曾经的错误。自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以来，我们已经学习进步了很多，也许再假以时日，中国必将在宪政文明之路上走得更好更远。